桑兵：陈季同述论

一些历史人物，在世时经历各种重大事件，始终处身时代漩涡中心，虽非显要，却是良好见证。但因为不是主角，忠奸两面都轮不上，身后因时势变化，其名愈隐而不显，其事甚至湮没无闻。陈季同便是此类人物中较为典型的一位。其有生之年不过五十有四，可是从洋务运动兴起，到革命思潮发源，30年间每一大事出，几乎都适逢其会，或任重要配角。此外，他还是近代中国最早深悉欧洲文学，并以外国文字输出中国文化的有数之人。有人曾感叹近代福建译材辈出，人们只知道输入泰西文明的严复和林纾，而很少提及输出本国文化的辜鸿铭和陈季同，实在是个缺憾。近年来辜鸿铭研究大为深入，而陈季同因缺乏资料，中外学者迄今只有片段的论及。有关辞典也大多不收，收录者又错误不少。仅有的几篇论文中，关于陈季同的生平略历主要依据沈瑜庆撰写的《陈季同事略》。沈为陈季同旧识，不过所写传略有待于补正诠释之处甚多。在收集整理史料和考证史实的基础上重建陈季同的形象，揭示分析其生平活动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不仅能够丰满历史认识，也可借以检查历史视野和观念的局限与偏差。

（一）

陈季同，字敬如，福建侯官人，家世不显，“少孤露，读书目数行下”。1867年2月，福州船政局创办附设学堂求是堂艺局，陈是首批进入制造学堂即前学堂的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学习法国语言文字和一般西学课程，“历经甄别，皆冠其曹”。1873年毕业，“拔充办公所翻译。时举人王葆辰为所中文案，一日论《汉书》某事，忘其文，季同曰出某传，能背诵之。”可见此时陈于中西学都已奠定较好的基础。两年后，当他和几位同学出现在“科学文艺之渊薮”巴黎和“世界文明之导师”的法国人面前时，“他们的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使遇见他们的外国官员都感到大吃一惊”。

陈季同载入史册，是由清末首批派学生赴欧洲留学开始的。但此事中外史家颇有误会处。1872年中国派遣留美幼童时，主持福州船政局的斯莱塞格（LouisDunoyerdeSegonzac）提出应照例派人留学法国。尽管1867年法国外交大臣曾致函驻华公使，指示鼓励中国派留学生，这时却对斯氏的建议不感兴趣。1873年，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派遣学生赴法国留学，计划派40—50人。清廷饬李鸿章议复，迟迟未决。不久发生台湾事件，沈葆桢赴台筹划防卫，该计划搁置。1875年3月，因福州船政局前船政监督日意格（ProsperGiguel）归国，沈葆桢“于前学堂内派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等三人，后学堂内派出刘步蟾、林泰曾等二人，随同日意格前往游历英吉利、法兰西等处，俟机船铁胁新机采购既便，仍随日意格同归”。据此，陈季同一行5人赴欧，目的并非留学，而是游历。二者的身份使命在清末截然两分，一为学生学习，一为官绅考察，不宜混淆。他们于3月17日从福州启程，5月初抵达法国的马赛，即分别前往英法两国参观考察，直到1876年初，魏瀚、陈兆翱才入土伦市郊的船厂学习制造，刘步蟾、林泰曾则进英国的海军学校。这也说明他们此行本来不是留学。而既不学制造也未学驾驶的陈季同，更负有特殊使命。“癸酉朝议拟派使驻西洋各国，然不知崖略，须先遣人往探，令船政大臣沈葆桢举其人。众皆惮风涛，季同独请行，遂保以都司，偕洋员日尔格游历英法德奥四国，与彼都人士周旋晋接，悉合窾窍。”赴法前，陈季同曾随沈葆桢到台湾筹防，参与机要，早已不是一介书生。其余4人也均已毕业。1876年4月23日，结束考察的陈季同和刘步蟾、林泰曾随日意格离法归国，6月初抵福州如果是留学，这样乍入还出未免反常。清方有关文件对5人身份含糊其辞，或有意掩饰其实际使命。后人失察，径呼为学生，以讹传讹至今。

1876年10月，陈季同随日意格、李凤苞等人到北京会见即将出任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此行当为向清廷报告欧洲考察详情。所习功课包括交涉、公法、律例、格致、政治、文辞等。此外，因李鸿章要求其兼习英语，陈季同还“兼习英德罗马腊丁各种文字”。除了学习，身为文案的陈季同须协助出洋肄业局监督李凤苞督率照管留学生，以后又和马建忠、罗丰禄一起，被郭嵩焘咨派为帮办翻译，负责拟订翻译往来的外交文书，随同公使出席各种公私社交场合担任口译，以及在兼署或新旧公使到离任时迎来送往等。在巴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出席了递交国书，到法国外交部呈送总理衙门照会，观看及以武官身份和各国驻法武官一起佩刀骑马参加规模盛大的阅兵式，以及参观万国奇珍会、兵器博物馆、天文馆、矿务学堂等活动，并陪同郭嵩焘经比利时前往德国参观克虏伯兵工厂，几度目睹了民主国“伯理玺天德”的风采，也领略了“西洋精进日新而未有已也”的进取精神，眼界大为开阔，脑筋日益灵活。

与此同时，陈季同的学业也有长足进步，“尤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布仑律，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由于时间较短，他没有像马建忠那样获得学位，但熟练的法语和良好的西学知识，使其同样与法国社会建立了一些实质性的关系。通过业师弗里和得干尼，他认识了化学教授得那阿，并由其开示法国在文理工矿以及海陆军各领域的11位著名学者的名单，以便于郭嵩焘交游。他本人也因此与法国学术界建立起联系，这为他后来在巴黎上流社会，尤其是外交界和文艺界的交往开辟了通道。同时他还在公私两方面和清朝驻欧使馆人员及留学界接触，既了解他人，又展现才能。不久，郭嵩焘命属下互相举荐，陈季同以严复等人为储用之才，而严复所举9人中，陈季同也榜上有名。

1878年，清政府加派曾纪泽为驻法公使，原出洋肄业监督李凤苞升任驻德公使仍兼本职，接替刘锡鸿。李与郭嵩焘商定，咨调兼办英法翻译罗丰禄和陈季同随同赴德。郭对二人的评价是：“罗则静默，可以讨论学问，陈则活泼，可以泛应世务，再能历练官常，中外贯通，可胜大任矣。”可见通过一年多的接触观察，这位清朝首任驻外使节对陈季同的印象颇佳。可惜清廷不能用人，与郭嵩焘的看法相反，陈季同几经挫折，与郭嵩焘自己的境遇不无相似。陈季同在巴黎为即将到任的曾纪泽物色新设的公使馆用屋后，又与日意格等人赴伦敦，与李凤苞商议肄业生徒及支发经费等事，并陪同李凤苞拜会德、法两国大使。11月，和李凤苞一起前往德国赴任。

当时欧洲大陆上流社会通行以法语为社交语言，而驻德国使馆的翻译又较驻英使馆少，加上清制公使馆无专职武官，由陈季同兼任，所负职责无形中增加，凡与德国皇室、政府、外交部及各国公使来往公务，或阅兵参观应酬等事，均须其参与。由于李凤苞兼任意、荷、奥三国的公使，1881年陈季同还陪同其前往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晋见奥地利、荷兰国王，并参观两国的考古及博物院，和艺学、矿学、艺术等院校。

此外，依照事先约定，陈季同仍兼办在法国的肄业文案翻译事件，只是在洋监督有临时须译急件时，就近令马建忠代理，因此，当留法学生刘某病重时，陈季同仍奉命驰往察看。这虽然使其公务不免繁重，却借以经常来往于德法之间，保持与法国各界的联系。他久住德国，而与法国社会文化的关系最深，不仅因为通法语，还由于个人社交也以法国为重心。

到德国两个月后，李凤苞令陈季同加入了柏林著名的葛西努俱乐部，此举大大便利了陈的社交，使其这方面的才能充分发展。该俱乐部为各国驻德外交人员和德国官绅“会讲学业访问时事之地”，由德皇任主席，下设总管、副管、提调、帮办等专职，会员分三等，头等为“殷实官绅有恒产在柏林者及使署人员驻防武员”，具有选举表决权和引荐新会员的权利，二三等会员则只能参与日常活动。除定例聚餐会外，每年2月下旬召开大会，决议修改章程及购置器具等事。李凤苞认为：“欧洲都会，每有官商会馆，所以聚会友朋，通达时事，法至善也。柏林之葛西努选择甚精，规条尤善，冠盖相望，道谊相资，岂饮食征逐者可同日语哉。”李之本意不过是便于交际周旋至多欲发挥陈季同的特长令其有所历练。由于陈善于结交，后来反而成为清廷了解欧洲政情军机和商况民意的重要渠道。中法战争前军情紧迫急需情报之际，因陈季同归国未回，李凤苞竟声明：“季同未到，似无可探”。长期在外交事务方面扮演要角的李鸿章，不少事需要依靠或通过陈季同。不久，陈季同又在报纸主笔爱孛尔的宴会上结识了20几位大学教授、报刊主笔和著名画家。

出身船政学堂的陈季同还具有军工舰船兵器的见识，驻法、德期间，又几度陪同郭嵩焘、李凤苞、徐建寅等人参观考察法、德、奥、荷、比等国的军火库、军事院校、兵工厂、水雷厂、铜厂、兵器博物馆、炮台等设施，收集建筑图纸，并以武官身份参与或观看了法、德、奥等国的水陆军事演习，目睹各类“制造精良，洵甲天下”的舰船兵器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效果，见多识广，逐渐成为内行专家，清政府“凡购船舰炮械，亦皆由季同折验而后运归”。

由于陈季同在各方面的出色表现，1881年初李凤苞提出，以其“办理文案翻译，襄助华洋监督，移调生徒，料简妥协，及偕同前赴各厂考求机器制造采炼，并查察功课，兼习律例公法、化学、政治等事，均能始终勤奋，办理有成”，和罗丰禄等人一起，经李鸿章等照案奏奖，其留闽补用都司“免补本班，以游击仍留原省补用，并赏加副将衔”。是年9月，已是二等翻译官的陈季同到德国任满3年，照章应奏请奖励，李凤苞以其“考求武备，随阅操演，并办理翻译事务，均能博访周咨，精勤奋勉，实属异常出力，特拟请免补本班，以参将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戴花翎，以示鼓励”，奉旨照准。

（二）

1882年10月5日，陈季同告假半年，回闽修墓，其间被北洋大臣李鸿章召往天津，“蒙询外洋情形并派带工匠四人赴德学习”，后又回闽携取行李，赴粤谒见督宪，并逾期4个月零3天。依定制，出使各国馆内随员在差年久，可准假6个月不扣资俸。陈季同虽然超期，但系“李北洋大臣传讯各情，尚与寻常耽延逾限不同”，申请免扣资俸，总理衙门作为个案批准，“嗣后不得援引为例”。

然而，此事另有隐情。陈季同回国期间，中法两国因越南问题大启争端。前此法国趁清廷无暇兼顾之机，迫使越南国王订立条约，取其6省，并有派兵保护之条。中国方面虽未明确表态反对，始终不以为然。后来法国政府听商人之言，“知东京附近矿产甚富，红江通商可得厚资，遂有并吞越南之意”，借口官员被杀，欲以复仇践约和保护镇守为名，出兵越南。中国以越南为其属国，事关政体和管属之权，不能坐视，准备派兵助越抗法，并与法方严正交涉。法方指中国的管属权有名无实，不予承认，双方几轮对抗后，外交谈判陷入僵局。1883年4月陈季同北上见李鸿章之时，恰是“越南之事正在议论未定”之际。同年7月16日至31日，陈季同返回德国途经巴黎，频繁会见法国朝野人士，陈述中方立场，探查法方态度，并将与各方会谈详情逐日记载，写成《巴黎半月密记》，寄呈李鸿章。后者又抄送总理衙门，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

尽管陈季同在与法国总理茹费理会谈时声明自己并非代表中国政府，实际上其行动显然出于李鸿章的授意。因为当时驻法国公使曾纪泽主张备战望和，从越事开始就坚持中国对越南的管属之权，不承认法越之间避开中国订立的条约，与法国外交部处于紧张对立状态。（注：关于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法国内阁大臣莫拉说：“曾侯于前二年越事起议时，连次咨文称：越南为中国属国，法欲立约动兵，必须先告中国。词强语厉，未得通使之旨。故外部虽屡换，皆亦厉词答之，不认越南为中国属邦，其失和实始于此。近曾侯不能与外部商议，听英人言，将所有来往咨文和盘托出，刊于英报，故外部在议院宣辞时，暗诋其非。当沙外部履任时，函告驻法各使接见日期，各使均来拜谒；曾侯彼时固在伦敦，然始终不一来，故外部请各使宴，曾侯无与。”曾纪泽则说：“法廷之恶纪泽久矣。文牍则经年不复，而谈则纯用粉饰，议事则迄用无成，纪泽已不胜愤懑。本年夏间，沙梅拉库直向议院痛诋纪泽；宴各国公使，独无请帖到中国使署。”而在上海，李鸿章又严拒一贯爱惹是生非、跋扈嚣张的法国新任驻华公使脱利古。结果在两个主要外交谈判场所中法双方均针锋相对。而清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主和避战。法国则因为内外矛盾重重，利益考虑不一，态度反复暖昧。陈季同的巴黎之行，正是试图查探法国的确切方针，找到打破僵局的渠道，促使两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不料，陈季同此举刚好让内外交困的法国政府察觉到中方内部的裂痕，并迅速采取行动，利用中方的分歧，从中取利。本来在中方一致的强硬态度和美国的调停下，法国已经开始松动，其外长主动复函曾纪泽，并约谈两次，“词色较和”。正当曾以为“议事略有转机”时，法国从陈季同的来访会谈中了解到清廷的求和意向，再度改变态度，试图避开“办事过刚”的曾纪泽，转而通过其驻德国公使与李凤苞接触，欲将主要谈判移到柏林。法国显然将陈季同所在的清朝驻德国公使馆视为可以代表“最明白政务，谅不至于决裂”的李鸿章一线。其实，曾、李之间的根本立场并无二致，曾纪泽虽然主张备战，“特谓吾华必实筹战备，乃可望和”，“非谓卤莽灭裂，使衅自我开也”。他“深知吾华练兵制器虽已日有进境，然头绪太多，章法不一，散阅大有可观，合全局而运用之，犹未能操必胜之券”，因此“不敢侥幸生事，存孤注一掷之心”。前此他曾奏请简派重臣专办越事，以利于谈判，未获批准。当法方立场软化时，他又拟订4条办法，以备重开谈判，“一系法国与越南改约，须有中国钦使在场会商，或定约之后送与中国酌夺；二、除法国已有六省之外，不能再占越地；三、红河口之得尔他，法国不能作为己有，只能如上海作为租界；四、红江通商，须各国均沾利益”。这4条办法与李鸿章的主张大同小异。

陈季同尚在巴黎时，当地报纸即报道了他与法国首相、外相会谈的消息，认为以其身份“谈论公事，于礼不合，且讥中国国家举动出于常例之处”。曾纪泽闻讯，“不胜骇然”，于陈季同来使馆辞行时略加询问。陈的行动本系秘密使命，又深知有越俎代庖之嫌，“恐触其怒”，只承认与茹费理在茶会相遇，否认见过外相，并允诺登报声明。因其后来所写辩词“但云未奉中朝谕旨，与法廷议论公务而已”，法国报纸还同时声明得有确据，曾纪泽再度召陈季同来使馆诘问。陈仍坚持未见外相，只是曾与外交部总办同席。在曾纪泽的再三追问下，“又称夙与相识，渠若往见，本可无须先来使署禀明”。曾回应道：“谒之于私宅则可，谒之于外部则不可；为朋友寒暄之语则可，自谈公务则不可。”陈季同返回德国不久，曾纪泽就收到李凤苞来函，知“驻德之法使郭式尔述其外部之命，言外部与中国公使意气不合，愿就商于柏林”，洞悉法国外相态度骤变的原因，决定以强硬对策“与彼部争论，成败利钝，非所敢计也”。双方僵持到次年5月，清廷见战祸迫在眉睫，将曾纪泽调往伦敦，派许景澄接任，未到任前由李凤苞兼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擢升陈季同为驻法国使馆参赞，先期派往巴黎，一面协同李凤苞与法国外交部反复交涉，一面刺探舆论军情。

1884年8月23日，李凤苞因法国舰队突袭福建水师，中法处于战争状态，撤离法国，陈季同仍留在巴黎探听有关情报，并负责与法国政府继续交涉。当时中法争执的焦点在于谅山冲突咎在何方，究竟是中国因内部意见不一、不满天津条约而有意撕毁，还是法国急于抢占越南全境。先此法国外交部每以议院主政为辞，强行狡辩，陈季同在与法外交部交涉的同时，通过个人关系，将有关情况通报议员，以防其两面欺瞒，尤其是与驻德国使馆里应外合，揭露福禄诺捏造续约，令法国特使理屈词穷，起到一定的作用。

近代国际关系盛行以力制胜，所谓弱国无外交。如果说中外纠纷早期还有文化差异的因素，即条约体制与天朝体制的纠葛所引发的误会，那么，自认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从自觉进入国际社会之始，就注意培养陈季同这样熟悉国际法的外交人才，竭力按照国际法则办事，却仍然着着失利，主要就是遵循了公理的一面，而缺乏强权的支撑。这在晚清外交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鸿章身上表现尤其明显。他的幕下有一批类似陈季同、通晓国际政治的外交和法律专家，熟悉外国的社会政情，掌握利害得失的尺度，因而往往能够利用矛盾，熟练使用谈判技巧，令对手大感头痛。但近代中国的利权流失，主要又经他之手。究其原因，则在于对手依据公理的技法或不如他，依靠强权的实力却远过之。所以，一旦对方超越公法的范围行事，他便一筹莫展。近代对外关系中，清政府内部每每分为战和两派，主战者虽败犹荣，主和者虽验却辱。其实，战不过是手段，和才是目的。只是面对强权，战必败，苟安亦非真正和平。中法战争前后的对外交涉，本来中国有一定的抗衡实力，陈季同在法国会见朝野人士时，强调“公法为先，利益为次”，一方面声明中国所为，乃“本分之事，万国公法确不可易之条”；另一方面则指出：“一旦开兵，中国与法国主客劳逸之势不同，殊未知鹿死谁手，君以为法国能操必胜之权，未免大言欺人也。”可见外交活动尚有一定的空间。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判断。固然，茹费理内阁的下台，主要是由于陆战失败，但陈季同的外交努力，也是促成的因素之一。而中国在积弱不振的总形势下能以乘胜议和之策实现保全台湾的目的，结果可谓差强人意。因为根本而言，清廷不具备最终取胜的决心和能力。在此情形下，陈季同能够施展外交才干的空间有限，折冲樽俎也就很难得心应手，只好审时度势，乘胜即收了。

（三）

中法战争结束，1885年7月23日，新任驻法、德兼意、荷、奥公使许景澄抵达巴黎，完成外交礼节后，即返回柏林，法国使馆由陈季同和庆常照料一切。使法大臣许景澄致总署函报巴黎之行情形并抄呈与宝海会谈。许于是年初到德国，曾由陈季同陪同前往王宫递交国书其间陈季同按例得赏加总兵衔。本来依出使三年得一过班保举的定制，应再加提督衔，“已奉旨依议，忽兵部有书索巨金，弗与，遂创非战功不得保总兵提督例，仍为副将”。

5年后，薛福成出任驻英法义比等国公使，常驻伦敦，法国使馆实际上仍由二等参赞陈季同负责。他长期驻外，又独当一面，与各国君王公卿、将相名士往还交谈，不禁有些自以为是。其生性本来不拘小节，“官职虽是武夫，性情却完全文士，恃才傲物，落拓不羁”。一次陪徐建寅入宫觐见德皇和皇后，有通行证两枚，使署8人前往，分乘双马车二辆。陈欲另自一车，称不必通行证亦可入宫，临行前又派人将徐建寅的通行证取走。致使徐到宫门不得入，解释再三，“待至一刻久，始得入宫，大难为情”。徐建寅在日记中忿忿然道：“此事陈季同初以无票可入误人，继则夺人之票以自用，无礼甚矣。”这种禀性在无人约束之下进一步膨胀，加以与欧洲上流社会交往极多，颇受影响，不免想入非非。他“默计当时各省所借外债，为数甚巨，息约六七厘八九厘不等，若合借一家，年可减息数百万金。条陈于李鸿章，鸿章韪其说。适醇亲王奕譞当国，鸿章以此告之，拟移此款创卢汉铁路，令季同成其议。往返奥比，与其富商订明息四厘，每百实收九八五。盖西人借款，两家中润五分均分，若脂膏不润，则国家收数较多。”此项借款对象为奥地利商人伦道呵，共拟借库平银3000万两，分三次交清，每年四厘半息，收银之日起息，每年还本利200万两，22年半本利俱清。据李鸿章计算，若“自分年交银至还清本利，共十六年，每年筹付二百五十万”，已经“有盈无绌”。此举如果成功，在中国近代外债史上倒是一个特例。因利息较低，作为报酬，允许伦为中国代办购置各国物料之事，但须同质同式同价，不得把持渔利。从1890年4月开始协议，双方就合同细节反复讨论，其间伦商又提出一些附加条件，如“以后借债、购件、雇洋人、造工、在洋设公司，俱由伦代办，其价货与他人同。并准伦父子在洋设公司专为中国办事”等，被李鸿章驳回；加以英法商人及政府闻讯，纷纷扬言“中国准伊等借金，以掣伦金，以掣伦肘”，甚至说：“银款做不到，由中人谎骗”，令中方疑窦丛生（注：《李鸿章全集》第2辑，第285、291、313页。），因此合同迟迟未能签订兑现。直到次年初，草约拟定，恰逢醇亲王死去，无人主事，廷议暂作罢论。

正当借款悬而未决之际，发生了陈季同私债决裂之事。1890年12月7日薛福成电告李鸿章：“敬如逋欠累累，法银行催索罔应，势将决裂，恐伤中国体面。成无力代偿，亦防人效尤，更难从井救人。理应参撤究追为妥，但恐碍洋债。”请李“代还四千五百英镑，保敬声，即可免洋债掣肘”。并称：“敬尚有他欠，未来讨，姑缓问。”李复电表示私债与公事无关，无从代还，应令其自行清理。同时指示：“如决裂，希先电知，并告陈勿庸管理国债事。”到次年2月20日，薛福成通知李鸿章：“敬如私债决裂，外部即日来文，若文到后不请总署参追，咎在使臣。现已不令进馆。”请李以“借洋债为名，电调赴津面议，以善进退”。而陈季同也因借款草约寄往天津，要求和伦道呵一同回国。李再度以洋债已作罢论为由予以拒绝。拖到3月下旬，薛福成令陈季同先行告假，4月18日陈启程回国。此后，法国外交部咨文总理衙门，指控陈季同诓借巨款，总署电令薛福成查拿。薛在通报李鸿章后，复电总署，告以陈的行踪，“请电饬密拿”。结果，陈季同回到福建后即被看押。

关于此事原委，沈瑜庆《陈季同事略》称：“薛福成奉使英法，有庆常者窥季同位，以飞语陷之，谓于此项借款有利。薛心动，讽季同，答言此事即成，我亦无利，况未成乎？乃请告归。薛意未已，电闽督拘之。季同弟寿彭入都营救，总署诘薛，薛于九月摭季同无关紧要事劾之，令北洋讯问，事皆虚枉。”庆常原与陈季同均驻法国，后调往俄国使馆。陈季同告假后，薛福成即调庆常接任。二人之间，本有矛盾，所以当李鸿章觉得薛福成有意治罪时，即提醒其“闻庆常等与伊不睦，勿听播弄”。不过，陈季同负债较多当系事实。其人不但文武兼备，而且风流倜傥。据载，陈“在泰西十九年……闲居久，郁郁不乐，遂寄意于醇酒妇人”。他先娶刘氏早卒，在法国续娶一法女，后又有一英国女士慕其才，与之同居。此女取给较奢，随陈季同回华后，因不餍其求，竟率所生子离去。如果其确“以大清帝国名义在巴黎珠宝店和装饰品商那里负债累累”，用途当是笼络异性。所以后来张之洞问陈衍关于陈季同的为人，陈衍“答以季同不修边幅，滥用钱有之，然未尝媚外。薛叔耘忌之，其言不可信也”。而生忌的原因，很可能是陈季同办理借款等事完全避开薛，使其感到尾大不掉。据许景澄说：陈“自居代理公使，冒借洋债”。而“代使名目，向章所无，推究其由，仅系译洋沿袭之误”。因此除“具牍陈明更正”外，还想请总署“通行各使臣酌照办理，以归划一”，后因日、秘两馆使臣，不过莅任一到，“其常川驻扎之参赞，或须比照西例，假以代使之号，以装门面，与俄、德等国情形不同”，才未实行。

至于法国方面，虽有欠债事实为由，也有外交积怨作用。陈季同长期担任情报刺探之事，难免触犯法国政府的禁条，招致怨恨。1890年9月，法国破获一桩牵涉法、德的间谍案，将陈季同牵连在内。近代法德关系极为敏感，此事经传媒披露，法方为此曾向中方交涉，虽由陈季同本人剖明无关，法国似乎不肯善罢甘休。由政府出面通过外交途径追究他国驻在外交官的私人债务，并非常例。

对于如何判定处理此案，薛福成和李鸿章的态度明显不同。后者认为不过是私债，一开始就有意维护，先请薛福成设法转圜，后又建议“照中外利债办法，只可代追，参后则身名俱败，更难清款”，希望薛“能发亦能收”，并指出牵扯的“法越事谤者非事实”。9月，总署奏请将陈季同先行革职，由“北洋大臣提津讯明，勒限严追，令自行设法清偿”，实际上已经定下调子，只是为了向各方面有所交代，才拖到次年结案。而薛福成则大有置诸死地而后快之势。当李鸿章提醒他不要听信庆常等人的播弄时，他复电否认道：“陈冒国家名借私债，伪造使臣信押银号，控外部，均在庆未到前。容忍半年，因外部将全案寄京，始咨总署，失在宽缓，决不信播弄。”李鸿章劝其能发能收，代追了事，他则声明：“控案外部咨总署，非成先发。陈以欺骗被控，似难照中外利债办法。”并出难题让李鸿章直接出面与总署交涉，“电止参办”。由于李鸿章的牵制，他答应“拟遵署电，用轻笔参暂革，勒追缴款后，尚可开复，否则代为筹款救急”。但其言行显然有加重陈季同罪名的意向，试图将私欠债务扩大为媚外辱国，并有意挑拨陈李关系。他屡次指陈及其同伙“假中堂声势招摇”，又电告总署防止其“逃入外洋为患”，将告假回国描绘成畏罪潜逃。当他得知此事由李鸿章负责查办时，知道难以如愿，一面向总署表示忧虑，一面几次致函李鸿章，指陈季同在津“踪迹诡秘”，怀疑闽帮诸人“代为推挽”，甚至担心其反噬离间。而李鸿章复函虽劝其打消疑虑，暗中已令陈季同设法凑二万金与欧洲各银行清债。此后薛福成仍不断电告陈季同冒名宣言及借款欠款事，均被李鸿章以“浮议断不可信”、“应置不理”等语驳回。

（四）

此案了结，陈季同得以复官，但从此离开清政府的外交部门，留在北洋办理洋务。1892年秋，永定河发生洪水，北岸崩塌，京畿震恐。陈季同与弟陈寿彭奉命测绘水势，决定在卢沟桥筑坝分水于大清河，到1894年夏才告完成。其间曾有派往欧洲监督留学生之议，比利时政府得到法国政府的警告，通知李鸿章不欢迎陈季同出任此职。不过，因陈熟悉欧洲各国情形，又多私人关系，有关借款购船等事，往往还由其中介。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他在天津再与奥商伦道呵接洽低息借款100万英镑，历时两月，因军情变化，未能实现。

甲午战争的风云变幻，再次将陈季同推向外交领域，而且可以说攀上他外交生涯的颠峰。陈熟悉军事地理，战事初起，进高丽地图，请守平壤险要之地，“因循弗果行”。后战况紧急，又派他督粮糈赴辽东，尚未动身，“而辽势已不支”。1895年3月，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电调陈季同赴台，4月，陈赴南京，转往台湾，署台湾布政使。唐景崧调陈赴台，目的是争取法国援助保台行动。三国干涉还辽后，法国地位提高，中国朝野希望其将干涉范围扩大到台湾，主持其事者，即为张之洞、唐景崧等。陈经南京赴台，显然是与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商议行动方略。4月下旬至5月上旬，清政府通过赴俄专使王之春和驻英法公使龚照瑷与法国接洽，法方一度有意介入，表示愿派舰船前往基隆、淡水护商，并遣员与唐景崧等面商机宜。后来局势变化，法国态度转而消极，至5月11日，正式通知清廷干预之事作罢。

台湾官绅闻讯，筹划自立民主政体，“以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这时中日已互换和约，李经方奉旨到台湾办理交割事宜，为此5月21日李鸿章电告陈季同在台相候。同日台湾官绅决定建立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次日，正式立国号，以俞明震为内政衙门督办，李秉瑞、陈季同为会办，陈季同为外务衙门督办，俞、李二人会办，李秉瑞为国务衙门督办，俞、陈会办。第二天陈季同急电李鸿章，告以：“抵台以来，见台民万亿同心，必欲竭力死守土地，屡请地方官主持，时集衙署，日以万计，绅富联谋，喧哗相接。本日有旨，令各官内渡，台民益甚张皇，绅民又蜂集，至今未散。似此情形，地方官恐难越雷池半步。使人到此，不特难于入境，且必血战无休，盖台民誓宁抗旨，死不事仇也。同意此事如可挽回万一，最妥；不然亦须暂缓倭来，另筹完善办法。”让李经方“千万勿来，或请收回成命，或请另派他人，切勿冒险。”与此同时，他通过法国人士寻求各国承认台湾民主国，介绍法国兵舰军官见唐景崧，洽商保护，并密电李经方：“台将自主，法可保护”。其实这时法国政府已决定拒绝介入，只是先期赴台的海军军官不知形势有变。李鸿章获悉后即告李经方：“法保护断不可信”。（注：《李鸿章全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557、563页。据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一日（1895年5月24日）唐景崧致总理衙门电：“法提督昨派兵轮保汤、保佩来台察看，兵官德而尼晋谒，谓台能自主，可保护。告以台民誓不从倭，若台地竟无力争回，必成自立，请速问法弁究允保护否。该轮即日开往长崎，请提督电询法廷矣。窃惟朝廷虽允割台，经崧迭奏台民愤不欲生情形，第有一线生机，自必允为设法。”

在强敌压境和内部分裂之下，本无坚守之志的唐景崧很快奉旨内渡，陈季同率“驾时”、“斯美”等4艘轮船同时返回厦门，不久再率轮赴南京呈缴，然后定居上海。民主国之事，虽然事先得到张之洞和总署的同意，内渡各员却因此受到追究，“有劾唐薇卿者，事连敬如，已派黄公度密查矣”。此事后虽不了了之，但民主国官员从此不得任用。据沈瑜庆称，文武全才，一身本事的陈季同，只能“侨居上海，以文酒自娱。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西入梯航之来吾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曾朴也说，陈被人称为上海四庭柱之一的“领事馆的庭柱”（注：《孽海花》，第423页。）。晚清法律人才奇缺，陈季同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而为来华外人所借重，实在是社会畸形的表现。

身处逆境的陈季同毕竟不甘寂寞，努力有所作为。他与洪熙、林崦等人设立大中公司，招股请办苏宁铁路，事为盛宣怀所阻。这时维新运动兴起，各地趋新人士汇聚上海，陈季同转而与之结合。1897年8月，陈季同和陈寿彭、洪述祖等创办《求是报》，自任主笔，月出3册，“多译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则之书”。后因林旭的推荐，增聘陈衍为主笔，刊发论说，风行一时，成为维新思潮的一部分。同时又与福建人士力钧等组织戒烟公会，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康幼博、曾广铨等人结交，经常往来于《时务报》馆，参与翻译农书，开办蚕务等事。1898年5月21日，他在上海郑观应邸参与发起组织亚细亚协会，该会为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后，中日两国人士谋求民间同盟救国兴亚的产物，分别在日本成立东亚会，在中国成立亚细亚协会，各有两国人士参加。是日与会者除日本人士外，有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何梅生、志钧、张謇、江标、严信厚、薛培萃、盛宣怀、汪康年、曾广铨、经元善、唐才常等，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正会长，郑观应为副会长，有议员24人，官商界入会者达百余人。据最先策划此事的日本东邦协会福本诚描述，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陈季同颖悟通达，但属危险人物。戊戌政变后，该会被迫解散。

不过，此时陈季同又办了一桩糊涂事。戊戌期间，湖南实行新政，兴利革弊，为开发管理日渐兴旺的矿业，于1897年成立矿务总局。其中欧阳、朱姓二委员因在汉口推销矿砂不利，擅自到上海与法商戴玛德立约，“不特尽卖水口山之矿，即凡湖南之矿，都要请示于戴玛德”。事情败露，湘抚陈宝箴欲将二人交长沙府革讯，二人自具甘结，愿到沪将合同销毁。此合同原由陈季同说合见证，为使事情进展顺利，又派俞明震赴上海游说陈季同，并由邹代钧函告汪康年，万一不能了结，则聘请律师与之理论。陈季同认为废约“不免贻笑外人，且累当日说合者不少也”（注：陈季同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0、2011页；邹代钧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页。），说服汪康年反劝湖南不废合同，以免有碍大局，有伤国体。邹代钧不得已，长函详细说明原委，指“欧、朱之罪，诚不在崇厚之下”，“若此合同而不可废，则凡湖南之人在外飘荡者，均可卖湖南官局之砂矣”。示以必须据理以争，一争到底的决心，并说：“陈季同明白人也，近日颇无赖，似宜防之”。（注：邹代钧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724—2725页。另参吴樵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6—537页。）陈办此类事往往不如人意，究其原因，不谙国情与夹杂私心都不免有之。

戊戌政变后，报载党禁消息，陈季同畏遭株连，游历黔蜀齐鲁等地，协助李鸿章在山东治河，著《治河刍议》，“言改堤束水刷沙之法甚详，并谓治水须从源起”，因费用过大而不见用。又与比利时商人联系订购挖泥喷泥机船，及借款开发沂矿，均无结果。返回上海后，即校阅其弟陈寿彭所译《海道图说》。此书原为马建忠翻译的《英国测量中国江海水道图说》，共5卷，汪康年托陈寿彭校对，因错误太多，遂重新译过。陈季同阅新译稿，“初见以为善，继则以为不足。盖南则缺于钦州、琼州至老万山一大段，北则缺于图们江、珲春一小段。欲全图们江，必须绕越高丽而上至于混同江口，以全中国旧界为止。原书止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甲午，自是而后，新出礁石以灯塔浮锚改易者不少，非续补之不为功”，遂为搜罗秘籍以及领事署档案，成书多出原著一倍。

政海迭遭挫折的陈季同仍然关注时政，1900年初，经元善因领衔和千余名士绅反对废光绪立新储，被清政府逮捕。陈季同事先曾预为布置，事后又设法解救。义和团事起，各国出兵，陈与汪康年等人呼应，通过沈瑜庆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为今计，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暗中则介入中国国会的武力变政密谋。当时湖北有黄小琴“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其人“极有肝胆，此次尤忠愤填膺，寝食不安，又兼将门之子，其先公旧部颇多，又久于襄鄂”，国会方面认为“实是本店一得力伙计也，不可不重用之”。而陈季同熟悉其人。为此国会不仅向陈了解情况，还托其致函黄小琴。不久，上海绅商议仿红十字会例救济京津难民，而中国船不得入战地，“众咸束手。季同曰：我在则行，可无事。为发电告驻京各公使及主兵之酋”。据说，“西人闻季同名，皆遵约束，于是季同率救济轮船悬龙旗直入大沽，两岸洋兵欢呼雷动，而中国避难士民群集求援。盖南北隔绝音问已数月矣。至是而苏留月余，为部署一切而返。”此后陈季同与蔡元培等人的中国教育会也有联系。1903年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蔡辞会长之职，欲赴德国留学，通过徐显民探行程于陈季同，“则谓是时启行，将以夏季抵红海，热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岛习德语”。于是蔡遵嘱改变计划。后陈季同到江宁主持南洋官报、翻译两局，1905年卒于任所，结束了多姿多彩的一生。

（五）

陈季同一生虽然经历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但才能不得充分发挥，所以影响最大的不在事功，而在著述。一是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到欧洲，二是输入法国文学来中国，以沟通中外文化。只是这方面的反响在欧洲也远远大于禹域之内。曾朴感叹：“中国人看得他一钱不值，法国文坛上却很露惊奇的眼光，料不到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Cordier）在所编《汉学书目》（BibliothecaSinica）中，称其了解法国较了解中国尤深。

陈季同到欧洲之时，正值汉学方兴未艾之际。各国汉学家得知中国使臣来到，多主动联系接触。而中国使节为了加速对驻在国的了解，扩大交往，也往往积极联络。双方会谈时，陈季同往往在场，耳濡目染，加上好学多思，因而对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汉学颇有认识。他后来对曾朴讲述法国汉学，历述雷慕沙（AbelRemunat）、儒莲（S.Julien）、波底爱（M.G.Pauthier）等人的著作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了如指掌。此外，他还结识了到德国留学的日本汉学家井上哲次郎。

不过，陈季同毕竟不是汉学专家，其主要关心还在文学。当时巴黎号称世界文学的渊薮，陈季同又得以出入各文学沙龙，交游广泛，深知法国人对中国文化普遍持有轻蔑甚至厌恶之心（只有少数汉学家态度还算公平），或者推崇中国的古代艺术，而怪诧进步的缓慢。尤其是与之有交谊的大文豪法郎士，“老实不客气的谩骂”中国的小说“不论散文或是韵文，总归是满面礼文满腹凶恶一种可恶民族的思想；批评神话又道：大半叫人读了不喜欢，笨重而不像真，描写悲惨，使我们觉到是一种扮鬼脸。总而言之，支那的文学是不堪的”。陈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宣传不够，译出去的作品少而不好，二是范围不同，中国以诗词古文为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欧洲则重视戏曲小说，彼此隔膜误会。为此，首先应确立“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广而参加世界的文学”的态度，去隔膜，免误会，通过翻译进行大规模的输出引进，破除成见，改革习惯，变换方式，以求中外一致。（注：《曾先生答书》，《胡适文存》第3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1127—1132页。）他率先身体力行，在原担任留学生辅导教师的新闻记者富科•德•蒙迪翁（FoucaultdeMondion）的协助下，先后用法文发表了《黄衫客悲剧》（L.'hommedeLaRokeJaune）、《支那童话》（ContesChinois）、《一个中国人笔下的巴黎》（LesParisPeintsparunChinois）、《中国戏剧》（LeTheatredesChinois）、《黄种人的罗曼司》（LaRomandeL.'hommeJaune）、《我的祖国》（MenPays）、《中国娱乐》（LesPlaisireenChine）。这些作品为他在巴黎文学界赢得了声誉，“西国文学之士无不折服”。陈“生平不问家人生产，所得随手辄尽”（注：《福建通志•列传》卷39，清列传八。），归国后为抵债更有欠账，且常无官职，晚年生活费，多靠作品的版税和剧场的酬金。由此可见其译著在欧洲畅销情形。

在输入法国文学方面，陈季同也有所贡献。他本人翻译了雨果的6部主要作品，即《九三年》、《项日乐》、《钟楼怪人》、《吕伯兰》、《欧那尼》、《吕克兰斯鲍夏》，据说“每当译书时，目视西书，手挥汉文，顷刻数纸。客至皆延入坐，各操方言，一一答，不误”（注：《福建通志•列传》卷39，清列传八。）。同时极大地影响了曾朴走上文学创作和翻译之路。后者自1898年在饯别谭嗣同的宴会上与陈季同结识，彼此投契，天天前往请教。陈对他讲述文艺复兴以来古典、浪漫两大主要流派的发展趋势与区别，指示自然、象征及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引导其阅读法国及欧洲各国各种形式的文学和历史名著，告以“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论到文学的统系来，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都不如哩”。鼓励其多读法国书。在这位法国文学导师的指教下，曾朴发奋读书数年，后来的翻译创作在成就不高的清末民初还算出类拔萃。

以今天的眼界看，深知欧洲文化和中外差异的陈季同确有许多先见之明。例如对文学形式侧重的中外区别，十几年后王国维正是由研究戏曲入手，引起国际汉学界的重视。五四新文学更在形式和内容上验证了他的预言。不过，当这种空间差异演变为时间先后之别时，先驱者便不得不忍受孤寂的苦闷。曾朴因陈季同的一席话读了许多书，明了许多事，“竟找不到一个同调的朋友”，那时人们多崇拜西洋的声光化电，船坚炮利，讲到外国诗，“无不瞠目挢舌，以为诗是中国的专有品，蟹行蚓书，如何能扶轮大雅，认为说神话罢了”；讲到小说戏剧，则“以为西洋人的程度低，没有别种文章好推崇，只好推崇小说戏剧”。（注：《曾先生答书》，《胡适文存》第3集，第1127—1132页。）学生遭遇尚且如此，当年导师的境况可想而知。1904年，陈季同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法文作品《英雄的爱》。然而，这部通俗喜剧作者的悲剧人生一年后便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