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尝试梦想的胡适其人（二）

然而此书出版不过数年，在多数人还在追摹仿效之时，对西学有了较深认识的傅斯年已很直率地做出了与他人不同的判断，他对胡适说：“先生这一部书，在一时刺动的效力上论，自是大不能比的；而在这书本身的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先生的小说评居先。何以呢？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已经有不少汉学家的工作者在先，不为空前；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损益之处，更难得绝后。”这话很多人未必同意，但傅先生所谓“一时刺动的效力”超过其“长久价值”，大致也说?了这本书树典范开风气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52年说：“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似乎他也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他接着说：“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在东摸摸，西摸摸。”到1958年更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今天我几乎是六十六岁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件憾事！”这样一种对自己专业认同的含糊，或暗示着在具体专业特别是哲学史方面贡献不是特别大，然而其涉猎的广博，却又少有人能及。

从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全面批判看，他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领域。自他“暴得大名”以后，几十年间“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发挥、商榷、批评或反对，在众多领域里，亦如余先生所说，“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然而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我想，有没有他的哲学史、文学史和小说研究等“诗文集”固然大见轻重，即使没有这些，胡适仍然是那个“胡适”。

胡适一生不忘作一个觇国之士，终其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认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故反对“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不仅在北洋时期鼓吹“好人政治”，也曾试图以其具有特定含义的“中国文艺复兴”包容新当权的国民党，长期徘徊于诤友和诤臣之间。尽管其事功远不及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心态上却相当接近他们。他那“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及其始终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使他常能从大处着眼；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时代的声音，说出时人想说而未曾出口的话，故能对社会产生“一时刺动的效力”，实际也就创造了历史。

或可以说，胡适既因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开了风气，又因种种原因与时代疏离。不过，他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他给“中国文艺复兴”下的定义，即“一种自觉的尝试”。就像他在《尝试歌》所说的：“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他毕竟已经实践了其“实验的精神”，何况还有那么多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成功！

可惜这位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的思想家，虽然最希望为人理解，恰又最不容易理解。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别人选的《胡适文选》后说：“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选他文章的人当然是愿意并认真读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适看来，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与读者的关系到老也还是隔膜的。

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胡适的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说，胡适“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他论学论政的文章讲话，是在对中外老少新旧各种人“说法”，但别人却未必知道他具体的言论是对哪一具体的听众说法。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了。

与晚年的胡适过从较多的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说话“有高度技巧”，在此范围内，他又是“有啥说啥”。这是他积多年与胡适接触经验的甘苦之言。正因为如此，对胡适所说的话就不能全从字面看，而必须仔细分析，才可以从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说啥”的真意。

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