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尝试梦想的胡适其人（四）

今日科技的力量给史家以极大的帮助，胡适的容貌、声音都有记录而可亲近，但是他的性情、思想和“心灵中的种种隐秘”，仍不能不遵循论世知人的取径，据史料和想像以重建。

胡适处在一个新旧中西杂处交错的时代，他自己也是一个由传统的士蜕变出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且他身上还有“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同时存在。在小至家庭爱情和大至民族国家走向这样一些问题上，究竟是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犹疑踌躇吧。被视为“西化派”代表的胡适，到底是一位激烈反传统的世界主义者，还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义关怀的人物？这两种有着明显反差的胡适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线下面更广阔的民族主义关怀甚少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反传统的形象却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再加上胡适不仅向往特立独行，又好与各方面周旋。他那过人的“修养”工夫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超我”对“本我”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胡适承认其“好名”，所以能爱惜羽毛。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超我”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正如陈源所说，他给自己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做那个“胡适”应该做的事。然而他每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都增强了他“超我”一面对“本我”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

另一方面，胡适虽一心想“作圣”，又不时要“率性”，甚或试图在“率性”的方向上“作圣”，以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观其一生，正是依据父亲胡传总结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

然而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用朱自清的话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近代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所以他一向注意随时调整自己与所处时代社会的位置，不愿给人以落伍的印象。

胡适晚年还记着康有为曾对他说：“我的东西都是二十六岁以前写的。卓如以后继续有进步，我不如他。”梁启超自己也曾比较说：“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或许胡适自己是介于康梁之间的：他总想继续进步，处处像梁；而其主要的“东西”，亦皆早年所成，又更近于康；其所著常是半部未完之书，正凸显其亦梁亦康的一面。

不过，胡适形象最不可或缺的还是他一向“宁可失之忠厚”，真正是贯彻终生。他最后一次讲话曾说及自己因言论而被“围剿”，但不忘表示“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动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几句话后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我们当然知道他确实生气，但仍委婉出之，含笑携手。后人若只看见那开头的生气，忘掉了临去的微笑，实在是看轻了胡适之！

也许，后人最好的纪念，便是同样报之以微笑。傅斯年曾论耶稣说：

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

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

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了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

就影响的广狭来说，以胡适比耶稣，或有些“拟人不伦”（傅先生是把耶稣看作人类之一的）。若不以功业论，则胡适秉承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真精神，正如傅先生所说，“终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我们能不向此长阶上的一个石级报以微微一笑，在这微微一笑之中，想像你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

（按傅诗原句为“证明你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冒昧易一词，谨此说明。2006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