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维新的挫顿（三）

力量悬殊的较量:新为旧败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标志维新运动进入最高潮，开始了后人所说“百日维新”。

这时，维新派与顽固派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这种新旧之争，又与皇家内部的权力之争密不可分，情况更加复杂。光绪皇帝4岁登基，慈禧借姨母身份保留太后资格继续垂帘听政。1889年19岁的光绪皇帝大婚，按惯例亲政，慈禧不得不撤帘归政。但慈禧根本不想“归政”，所以实际权力仍一直在她手中，光绪帝名为“亲政”但并无实权。光绪帝当然不甘于此，所以朝中逐渐形成了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当然，后党的实际权力比帝党要大得多。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党主张革新内政以富国强兵，逐渐倾向维新，赞成变法，支持维新派。无权无势的维新派只有依靠帝党才能实现自己的报负，而帝党也需要利用维新派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增强自己的力量，从后党手中夺回实权。正是二者的结盟，发动了悲壮的维新变法运动。“百日维新”开始，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和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交织缠绕，终于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百日维新”期间，“新政”的主要措施在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提倡私人办实业，修建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在文教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设立新式学校、译书局，开办京师大学堂，派留学生，自由办报、成立学会，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等。在军事方面主要是训练新式海陆军、裁减已不合时宜、战斗力低下的绿营。在政治方面主要是裁减闲散重迭的政府机构，裁汰冗杂多余官员，要长期享有不劳而食特权的“旗人”自谋生计，准许、鼓励官员和民众论政等等。

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提出的改革措施相当温和，一些重要措施并未提出。例如，政治方面最重要、也是他们最想进行的变法是建立议会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但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所以想走由行政改革引起政治改革的策略。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曾上一折，请开“制度局”定新制、任命新人入局推行新政。光绪帝知道此议难获西太后首肯，便想藉群臣之议行之，表明此非自己与康有为的私见，便要总理衙门议行，但总理衙门一直拖延，在光绪的催促下才议奏，驳回康有为折。光绪大怒，又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同议，结果“仍驳其不可行”。光绪帝更加愤怒，亲以朱笔书上谕命两衙门再议，甚至有“须切实议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语。但这两个衙门仍将康折驳回，光绪帝“无如之何，太息而已。”“而诸臣之敢于屡次抗拂上意者，亦恃西太后为护符，欺皇上之无权也。”（《戊戌政变记》）所以，“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要求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裁减机构与官吏引起“百官震骇”，遭

到各级官员的抵制，光绪皇帝连下谕旨严责也不起作用。维新派对科举制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认为应及早废科举，但“维新”时期却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这一非常有限的变革也遭到了强烈反对。

光绪皇帝一直受制于慈禧，如此重要的变革当然不敢不听“懿旨”，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先后12次赴颐和园，诣慈禧太后前请安驻跸，向其禀告变法诸事。老谋深算的慈禧虽然不表赞成，却也不表反对：“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遇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苏继祖《清廷戊戌朝政变记》）实际上，她采取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策略，等到变法“出乱子”、引起“众怒”，再出来收拾局面。她曾召见几位守旧近臣，对他们说：“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这些大臣回答说：“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当他们哭求慈禧太后劝阻时，她只冷冷地说：“俟到时候，我自有办法。”（《清廷戊戌朝政变记》）此后，这此些守旧大臣更有恃无恐。随着改革措施越来越多，有更多的守旧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在慈禧面前乞其禁止改革。“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她的宠臣荣禄也对这些人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实际上，从新政诏令颁布之日起，慈禧就在暗中积蓄力量，采取种种措施，伺机政变，重新“训政”。6月15日，即推行新政的第四天，慈禧就命令光绪在一天之内连发三道谕旨。第一道是免去翁同和的职务。翁是光绪皇帝的师傅、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是帝党中最重要的人物，康有为就是他推荐给光绪皇帝的。翁的去职，使光绪皇帝顿失股肱，进一步削弱了力量原本就有非常限的改革势力。第二道是规定凡授任新职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早已“归政”、移居颐和园的皇太后面前谢恩，控制用人大权，同时向高官发出大权仍在太后、而不是皇上手中的信息。第三道是任命亲信荣禄为至关重要的直隶总督，控制了京、津一带兵权。

其实这三道谕旨一发，慈禧实际已布下“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低游魂，任其跳跃，料不能逃脱”，（《戊戌政变记》）已经基本决定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命运，只要时机一到，慈禧便可后发制人。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总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损。裁撤政府闲散部门、裁减政府官员，使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麇集在慈禧周围，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新政要“旗人”自谋生计，“各习四民之业”，剥夺了他们二百多年来靠国家“养起来”、享有不劳而食的特权，引起了范围更广的反对。裁减旧军，自然使旧式军官失业，因此也反对新政。改革科考内容，废八股考策论，触犯了千百万“读书人”的利益，他们骂维新派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康幼博茂才遗稿.致易一书》）

对这些阶层利益的损害，使之成为改革的反对者，加强了守旧势力的社会基础。但问题在于，正是这些阶层的“利益”，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不革其“利”，国家、社会就难以发展，所以改革必然要侵犯其“利益”。虽然改革是为了各阶层的总体、长远利益，但每一阶层都不愿承担改革的“代价”、“成本”。这是改革者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要求改革者不仅要有维新变法的决心和勇气，更要有变革的艺术与策略，对自己的力量和反对者的力量有清醒的估计。有能力全变、快变当然更好，但当无力全变、同时革除各既得利益阶层之“利”时，则只能分清轻重缓急，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地变革，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调整其利益，切勿操之过急，使这些阶层同时反对自己。这种“缓变”当然会有种种弊端，但条件所限，亦无可奈何，否则将欲速不达，满盘皆输。

随着变法速度的加快、力度的增强，维新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一些守旧官员对维新或阳奉阴违或公开反对。面对这种局面，光绪必须对“人事”作出一些调整，陆续免去一些守旧大员之职，拔擢维新力量：9月4日，下令将阻挠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全部革职，由支持维新的官员取而代之。9月5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人为军机处章京，在谕令中光绪特意加上“参与新政”四字，以示此四人权力与其他章京不同。9月7日，下令将不赞同新政的李鸿章等人逐出总理衙门。

对光绪引入新人削弱旧党的作法，慈禧愤怒已极，在光绪又一次到颐和园朝谒时怒斥道：“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泣答：“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双方实际已无妥协余地。

9月13日，光绪帝决心开懋勤殿，准备招帝党官员、维新派人员和一些西方、日本的政治家共商改革、制定官制之事。消息传来，许多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向慈禧哭诉，慈禧更加怒不可遏，斥之为：“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戊戌履霜录》）在守旧势力的支持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凌晨突然由颐和园回宫，囚禁光绪，杀捕维新人士，重新“训政”，尽废新法。在这次惊心动魄的新旧较量、搏斗中，“新”为“旧”败，维新事业受到严重挫顿。这是国家、民族、社会的不幸，但也更是统治者本身的不幸－－大清王朝丧失了变法图存的重要机会，终于导致最后的全面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