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维新的挫顿（四）

“鬼子反重于祖宗乎？”：维新运动失败的文化因素

戊戌维新的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则是文化传统的作用。戊戌政变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

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

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苏继祖：《清廷戊戌朝政变记》）

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大，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者是“狄”“夷”“蛮”“番”，并以中国为远近又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名称的翻译往往要加“犭”（以示尚为成“人”）或“口”（以示其尚“非人”因而可“吃”）傍，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文化的挑战，但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时，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起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媚外”“崇洋”“卖国”。维新派进而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习西方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倍受西方欺凌，处于国耻频仍的民族危机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承认，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重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重构工作才刚刚开始，影响只限于少数“读书人”和个别官员，变法的“合理性”远未深入人心。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谱，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维新运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