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百年义和团

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华北大地、进入京津。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百年来，对义和团一直是歧说纷见。赞扬或否定可能各有其理，但百年后的今天，对这一事件的作番冷静客观的分析可能比简单赞扬或否定更重要、也更有意义。

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