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三）

习惯于把国家看成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私物，相信这个国是你的，那个国是我的，牺牲你的国，不等于牺牲我的国，在近代民族主义生长过程中绝难避免。专制皇帝如此，革命者也莫不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近代任何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需要经历相当的过程。不仅要经历一个大多数人经过民族主义思想启蒙，逐渐认同自己的特定国民身份，进而自愿履行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义务的情感归属过程；而且还要经历一个对现代意义上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认识和界定的过程。想当然地把我们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只能是对历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意识”，并非与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而是要经过许多年的生长和发展才可能成型的。

以当年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为例，难道所有那些主权丧失和领土租借都是列强威逼索取的结果吗？深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相当一些问题的造成根本上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权领土意识，害怕麻烦，主动放弃的结果。像治外法权的让予，协定关税办法的提出，最初都是清廷图省事的自以为得计之作。包括最初在广东沿海租让一两个小岛给洋人屯货暂居，不也是不愿意开放口岸，害怕洋人进城的结果吗？堂堂国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认识，一个单枪匹马，一意以整个国家为敌的造反者，又如何会为自己的革命设定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呢？

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夺权。要夺清廷之权，根本上先要找到国内大批志同道合、不满清廷者做革命的动力。但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割让辽东及台湾的《马关条约》，除了康有为等近千举人利用京城会试举行“公车上书”，建议拒和、迁都、变法之外，国内各地及其各界人士，何曾有过任何对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满的抗议行动呢？拿我们今人的眼光去想象甲午战争及其随后的“瓜分狂潮”一定带来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既无助于了解康梁维新派何以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各国颇多期望，也无助于了解孙中山最初的革命何以完全不拿清廷的“卖国”做文章。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孙中山最关心的还不是日本与其他列强侵略的危险，而是如何利用国内满汉矛盾，运动带有“排满兴汉”色彩的南方秘密会党来帮助自己推翻清廷的统治。其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到1905年创立同盟会之后，十余年里始终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也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的中华国家观，并没有与大清帝国完全重合。其中满蒙地区是否已确定无疑地列入其必欲保全的未来中华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中，就颇成问题。

既然孙中山相信革命的目标首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么，凡有利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者，孙中山都会举双手赞成。即使它可能会对现存的大清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有所损害，也没有妨碍。同样的情况，当孙中山发现袁世凯当政的民国徒有虚名，非彻底推翻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时，他自然也就不会在意借助于日本人之手来打击北京政府了。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会在中国甲午战败之际向敌国日本求援，而1915年又会在日本占领军支持和武装下对北京政权发动军事进攻的重要原因。对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释只能是，孙中山确实不爱国，因为这个国在他眼里并不是自己的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国，和袁世凯统治下的假民国。他想爱的，则是其计划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张并由他的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

（四）

用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来代替现实中的这个中国或那个中国，以至于有意无意地把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相重合，这使得近代中国为本党牺牲彼“国”的现象层出不穷，也使得谁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三四十年代国共之争时尚且如此，更遑论处于中国民族国家尚在萌芽，民族主义初起之际的孙中山？

为有助于理解孙中山当年对日行为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至今仍会受到一些台湾学者批评的抗战时期共产党“不爱国”的问题。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共产党为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和在敌后扫除异己势力的问题上，同时也有批评共产党不惜“出让”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比如，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这件事自然引起当时的中国政府，即重庆政府的严重不满，然而共产党人却对这一条约明确表示欢迎。同样的情况，1945年8月14日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意外蒙古独立和租让旅顺港等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方面对此耿耿于怀，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明显与之不同。如果我们把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泛泛地当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带任何党派色彩的父祖之国，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当然不能被看成是“爱国”之举。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共产党人的角度，也就是相信未来共产党的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很清楚，共产党人并非不爱国，当它准备建国伊始，中共中央马上就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强烈愿望。此举尽管未能成功，他们还是通过外交努力，很快就收回了被国民党租让出去的旅顺军港及交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此后，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中国与共产党苏联之间更是磨擦矛盾频频，终至关系根本破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也还是因为共产党坚持“爱国”，因为他们相信，非如此则不足以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

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作法。文革后一部名为《苦恋》的电影遭致禁演，就因为其中表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对“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的痛苦与困惑。其实，这段话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华侨，大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中有些人却未必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祖国”和现实中的“国”混淆起来，就会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把他们视同为“不爱国”。这当然是非常不妥的。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几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资格的党派政府，通常都会以煽动“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当年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其实未必就是真爱国。与此相反，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主欧洲各国共产党引导工人群众抵制战争，鼓吹失败主义，停战后更宁愿割地求和；一些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帮助敌对国美国制造足以摧毁自己出生国的原子弹等等，这些看起来近乎卖国的做法，其实又未必是不爱国。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