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冷战的起源与两极格局的形成（三）

冷战的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随着美苏在东欧的敌对日益严重，在对德、日战败国的政策上尖锐对立，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激烈争斗，双方的冷战政策也相继出台。美英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对立的日益加剧，导致冷战迅速爆发。

美苏在东欧和德国、日本等问题上的对立愈演愈烈，是冷战爆发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对于苏联来说，是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因此苏联是不容他人染指的。从1944年至1947年，苏联凭借其军事力量，对东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实行占领。此后苏联采取一切手段，拒绝执行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按照苏联的意图在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一系列对苏友好的政府，使这些国家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

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在东欧建立议会制政府，从而保持西方的影响。英国则希望建立以流亡伦敦的原波兰政府为主的波兰新政权。苏联的政策使美英的打算根本不可能实现，引起了美国和英国的强烈不满与敌对。

罗斯福在去世前曾指责斯大林说，苏联在波兰的行动表明，它已经破坏了它在雅尔塔作出的每一项诺言。杜鲁门在接见莫洛托夫时，直截了当地指责苏联破坏了雅尔塔协议。杜鲁门还企图以经济手段迫使苏联就范，结果被莫洛托夫回绝。面对苏联控制东欧和部分东南欧国家的事实，丘吉尔曾经唉叹，东欧的局势比1939年还要危险。

在对待德国和日本等战败国的政策上，双方的分歧和争斗同样严重。战胜法西斯德国是大同盟成立的基础和追求的共同目标，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也成为苏联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问题。

根据雅尔塔体系而被分区占领的德国和柏林市，处于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最前沿。战后初期，苏联的基本考虑是：在对德国社会进行全面根本改造的基础上，使苏占区成为苏联安全带上的重要一环，同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以致未来威胁苏联的安全。当然苏联也试图从德国索取尽可能多的赔偿。美国的考虑正相反。德国战败后，美国已认定战后的对手是苏联而不是德国，所以它的对德政策开始逐步从肢解和限制转向扶植与恢复。

不同的政策意图使美苏双方不仅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争吵不休，而且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更是意见相左。苏联主张德国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机构，即所谓“政治统一”为先。

美国则担心政治统一后的德国会落入苏联之手，故谋求先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先要“经济统一”，即使不能保证完全的统一，也要尽可能保证最大限度的统一。英国一方面追随美国的政策，同时也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希望德国首先成为一个经济统一体。

由于无法同苏联取得一致，美英便于1946年12月将它们的占领区在经济上合并，这成为美英分裂德国的重要一步，从而导致美苏矛盾不断激化，德国也从此成为冷战的激烈战场。

在日本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不想给苏联任何机会象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行动。美国这种单独占领日本不容苏联染指的政策，引起了后者的强烈愤怒与反对。

1946年7月，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Baruch）提出了“巴鲁克计划”，对美苏关系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根据这个计划，世界上的原子能发展和使用，要由一个国际原子发展机构来管制，任何把核燃料用于武器发展的违约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在该机构建立起管制之后，将终止制造原子武器，销毁现存的所有储备。由于当时只有美国一家拥有原子武器，该计划显然有利于美国垄断核技术，因此也必然遭到正在研制核武器的苏联的反对。该计划的提出无疑进一步毒化了两国关系。

美英苏在中近东也展开争夺。双方在伊朗争夺的核心是石油资源，表现形式则是二战后的撤军问题。苏联为获得伊朗的石油租让权和确保其在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拒绝在美英军队已经陆续撤出的情况下，按期从伊朗撤出驻军，致使苏伊关系十分紧张，并给美英的干预提供了机会。

英国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曾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指出，苏联企图将阿塞拜疆纳入苏联的版图或使之依附于苏联，是对英国传统利益的严重侵害。1946年1月，伊朗向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伊朗事务，苏伊争端成为联合国成立后首次大会审议的第一个问题，使苏联外交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最后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不得不在6月将苏军全部撤出。

美英苏在土耳其争夺的核心是控制黑海海峡问题。从1945年6月到1946年9月，苏联多次向土耳其提出修改1936年签署的有关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在海峡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以使其参与黑海海峡的防御等要求。苏联的要求导致苏、土关系紧张，并招致美英的强烈反对和干预。

美国政府在给苏联的复照中表示，如果苏联单方面对土耳其采取行动，联合国将对此作出反应。美国国务院还宣布，美国海军将在海峡地区长期维持秩序。英国则认为土耳其对维护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至关重要，必须阻止苏联将其影响扩大到红海和波斯湾。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行为，显然超过了维护本国安全需要的范围，侵犯了两国主权，并加深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意图的疑虑和敌视。苏联在中近东政策的失误，催生了美国的“遏制政策”。

与美苏展开争夺以填补战后的“权力真空地带”同时，双方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苏联决心放弃大国合作并与美国进行强硬对抗的政策，相继出台，致使冷战的爆发成为必然的趋势。

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当面向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他对苏联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做法极度不满，并指责他对苏联不够强硬。他声称，除非苏联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所以美国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对资本主义采取严厉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这次讲演距二战结束还不到半年，苏联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休养生息，美苏之间尽管发生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但关系尚未破裂，许多问题正在或即将进行谈判。斯大林的公开讲演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Douglas）称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时代》杂志则认为，斯大林的演讲是“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过的最好战的声明”。不仅如此，它对其后的凯南八千字长电报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就在斯大林演说后不久，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便向华盛顿发回了有名的八千字长电报，全面论述苏联的理论、政策、行为动机与行为方式，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对策。凯南写作此文本是应国务院的要求以搞清苏联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原因，但斯大林的演说无疑对他起了作用。

凯南分析了苏联行为的动机，认为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的向外扩张，苏联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时，不能仅仅依靠谈判，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抵制苏联的扩张，同时不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全面军事冲突，因为苏联的力量弱于西方。美国只需要“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就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尽管该文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他已经实际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只要保持威慑与压力，无需进行战争。

凯南的长电报在华盛顿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这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政府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基本形成。此后凯南又在1947年7月份的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X先生的文章《苏联行为探源》，正式提出“遏制”一词，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遏制思想与遏制战略。遏制政策也由此得名。

与凯南逐渐形成他的遏制思想的同时，在英国方面也存在着与凯南所表达的思想十分相似的长电报，这就是当年英国驻苏联的代办弗兰克•罗伯茨（FlankRoberts）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一系列长电报。罗伯茨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从莫斯科公国时期就形成的对国家安全的追求，斯大林热衷于推行扩张政策，以使苏联获得“自然边界”；苏联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融入其扩张行动之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削弱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英苏矛盾是两国利益冲突的结果，而英美结盟则是遏制苏联的惟一办法。罗伯茨的报告受到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声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中东欧国家，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并受到苏联的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号召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运用各种力量和手段，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丘吉尔的演说事先经过精心策划，以“铁幕”一词而闻名。它的主要内容符合美国在战后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对冷战爆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从此拉开了冷战的序幕。3月13日，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丘吉尔的演说是危险的行动，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方面也有其凯南和罗伯茨长电报的对应物，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才解密的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是当年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N.Novikov）起草的，由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YayacheslavMolotov)的指示和实际参与。1946年9月27日，该报告提供给参加五国和约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

该报告的形成情况大致如下：1946年7-10月，讨论制定五国（意、罗、保、匈、芬）和约的巴黎会议，苏联与西方国家争论与分歧严重。9月在对保加利亚的政治和领土辩论最激烈的时候，苏联代表团长莫洛托夫指示代表团成员、苏联驻美国大使、和会的保加利亚委员会的苏联代表诺维科夫为苏联代表团写一篇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趋势和意图的报告，并限10天必须完成。

在诺维科夫撰写报告期间，莫洛托夫询问进程并给予具体的指示，因此该报告是按照莫洛托夫的旨意和指示写的，诺维科夫也认为“这篇报告只能有条件地被看作是我写的”，莫洛托夫应当是未署名的共同作者。莫洛托夫在阅读报告时，在上面画了许多重线号并做了眉批。因此该报告的内容基本反映了苏联的官方观点。

诺维科夫的“长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此美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准备未来的战争，并且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仅仅一年，苏联也已经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苏关系的发展前途不抱希望。

同凯南的长电报一样，诺维科夫的长报告也为苏联对美国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和政策起到了论证与导向作用。不仅如此，从这份报告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凯南长电报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就这样，伴随美英和苏联在战后许多问题上的对抗与争斗，美苏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1947年2月21日，英国使馆紧急约见美国国务院官员，并递交了两份分别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照会，大意为：英美在过去曾达成共识，由于战略原因，不能让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之手，并曾协议英国主要负责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则提供经济援助。但是现在希腊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外援，希腊将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和政治动乱，而希腊的军队也急需装备，但英国没有足够的援助可以提供，因此希望美国从4月1日起接过这个负担。土耳其的情况虽然不像希腊那样紧迫，但英国也建议与美国共同研究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以及应当采取的援助措施。

美国政府立即意识到这是英国拱手将“世界领导权”交给了美国，美国应该当仁不让地把这个任务接过来。另外，希腊和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地位也不能坐视它们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与东欧连成一片。在美国的遏制政策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终于形成了杜鲁门主义的决策。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首先详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说明美国给予希、土援助以及监督这些援助，涉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然后他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这两个非此即彼的对立营垒，并明确提出，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而美国将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表明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选择“自由制度”抵抗“极权统治”的力量，他因此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4亿美元援助。这便是人所熟知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表明，美国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杜鲁门主义实际宣布，美国将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进行干涉，只要它认为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杜鲁门主义明确提出了两种制度之争，从而使美国的遏制政策披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杜鲁门主义成为美国开始对苏联进行冷站的重要标识。

对苏联来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证明了诺维科夫长报告对美国意图判断的准确，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本人就认为，杜鲁门主义的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从此，美苏关系便由冷战所支配，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两国的冲突也迅速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两极格局逐渐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