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冷战的起源与两极格局的形成（二）

冷战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反法西斯大同盟经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通过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书面的或口头的协议，形成了支配战后世界政治的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打败德、日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具体内容如下。

——具体制定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战术；

——在打败德、日法西斯以后，盟国对德国（包括柏林）的分区占领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消除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德国的赔偿，以及对战犯的审判；

——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

第二，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与边界。具体内容如下。

——在欧洲：盟国（美英苏＋法）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及德国赔偿的原则规定；关于波兰的疆界和临时政府组成的协议；英国和苏联关于东南欧的百分比协议。

——在亚洲：通过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满足了苏联对外蒙古、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大连的要求；苏联则承诺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整个亚太战略，让美国控制中国和单独占领日本；朝鲜实行国际托管，以后独立。

第三，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维持世界和平。

第四，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等，实现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19世纪欧洲取得的世界霸权地位一去不复返。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雅尔塔体系建立在美英和苏联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是美英苏三大国出于对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和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长远打算，经过长期讨价还价后相互妥协的产物。尽管美国总统罗斯福并不主张划分势力范围，但是面对英国对保持其原有势力范围的要求，以及苏联坚决要划分明确的势力范围，美国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最后达成的妥协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英和苏联之间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即在实际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种形势恰恰就是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的军事对峙。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温床。不过更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

罗斯福的继任人杜鲁门则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美国。这种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美国战后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

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需求不仅是它主动向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相联系，美国不仅认为能够根据美国制定的规则，建立起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并在其主导下，建立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包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实行“双挂钩一固定”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并按资金的份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实际为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同样由于美国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在战后欧洲经济普遍拮据，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空前动荡的情况下，美国更将追求海外市场视为保持国内的繁荣与稳定、，以及避免危机发生的重要手段。美国力图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打开全球门户，使世界经济自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以及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控制欧亚大陆的资源。那些违反美国试图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国家，会运用军事力量和经济闭关等手段，使国际经济失调，并进而危及美国的安全。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

美国自十月革命以来便形成的反共意识，及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天定使命观”，即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等思想，成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重要的内在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即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政体，才能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美国将法西斯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视为专制政体，并认为它们都在海外搞敌对性扩张，因此必须受到遏制。

上述这一切造成了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但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与苏联的大战略全面遭遇。

苏联在战后以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是其西部边界的安全，作为第一要务。鉴于苏联西部边界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且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大规模入侵又都来自西部，苏联在坚决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复活的同时，将其西部边界的安全视为关系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明确指出，波题对苏联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苏联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都与波兰有关，它对苏联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斯大林在战时三巨头的一系列会晤中，对波兰问题始终寸步不让。不仅如此，苏联还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所能控制的东欧国家，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从而把东欧这条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

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国家一有机会就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达到消灭社会主义消灭苏联，即使核武器出现，也未能使他改变的这种看法。这种认识决定了苏联将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军事和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视为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尽量少受损失，并立于不败之地，建立“安全带”对苏联就变得格外重要。

在苏联所追求的国家安全利益中，也反映出俄罗斯传统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这不仅表现在它将本国西部边界大大向西推移，并用军事压力迫使东欧国家接受苏联建立的“安全带”，而且还表现在它追求在巴尔干和远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企图进一步向中近东扩张。

与保证国家的边界安全相联系，苏联非常重视维护其经济安全。苏联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百废待兴，重建工作庞大而艰巨。因此，苏联要求从战败国索取巨额赔偿，以利于自己的重建。不仅如此，苏联高度集中并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这种状况与不断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较长时间的和平共处、以及确保打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尽可能维护与自己类似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帮助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帮助共产党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北朝鲜帮助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等。

不过，上述“世界革命”的主张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苏联国家安全的附属物，即必须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从苏联不支持希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不支持法共拥有武装，以及在很长时间里未给中国共产党以支持等方面，清楚地表现出来。

上述一切构成了战后苏联以保障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大战略，苏联也决心充分利用它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使其权势超出本国领土。

在美苏国家战略相互抵触、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美国作为比苏联强大得多的国家，对苏联行动的反应相当过度。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西方国家的巨大的战略威胁，认为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从而维护其世界地位。

美国冷战政策的最重要的表述语是“遏制理论”。美国政府对其冷战政策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阐释，即美国“遏制理论”的根据，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苏联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那种咄咄逼人、总想以压力迫使苏联就范的外交作风，既是美国国际地位的反映，也是美国意识形态使然。

就苏联方面来说，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对比中，毕竟是力量要弱得多的一方，而斯大林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限度。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避免同美英等西方大国对抗，甚至不惜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苏联在处置战败国和处理东欧等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对抗行动。苏联同样也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尽管斯大林的最高指导原则不过是意识形态包装了的苏联国家利益。

显然，美苏两国在国家大战略方面的相互对立，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冷战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不过也存在其他一些因素，对冷战的爆发产生了不应忽视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历史形成的美苏两国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战后双方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趋势，以及英国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推波助澜。

美苏两国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在苏联建国之初，美国不仅不承认苏联，而且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进行武装干涉。20年代当其他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苏联存在的既成事实，并与苏联建交，美国却仍然坚持不承认苏联。尽管1933年面对法西斯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美国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在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等问题上，仍然缺乏合作。显然，美苏双方的相互不信任甚至敌意，是相当深刻的。正如一位美国的学者所说，美苏双方“都象在镜子里看人一样，看到的是反像，即把对方看成是世界上的恶霸。每一方都指责对方表现出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姿态。”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苏之间的互不信任并没有因战争中建立的反法西斯大同盟而消失。由于美英未能在二战中苏联最困难的时候，及时兑现它对苏联许诺的租借援助物资的数量，以及未能按照罗斯福的承诺，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致使斯大林极为愤怒与失望。苏联认为西方盟国对苏联并不忠实，并对此多次予以指责。同样，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也不断增加美英的反感和疑虑。

当时美苏各自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美苏国内那种推动对抗的政治因素，都在迅速增长。在美国方面，1946年的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取得对众、参两院的控制权，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为获得国会支持其内外政策，在对外政策中凸显所谓民主制度对抗共产主义制度的极端意识形态诉求。

从苏联方面看，战前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的斯大林体制在战后进一步强化，由此引发了社会危机，特别是导致东欧国家的诸多不满。这种情况促使苏联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度，以达到增强凝聚力的目的。

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在美苏对抗中推波助澜，对冷战爆发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英国虽然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带着满身创伤，已经沦为国际舞台上的二等国家。于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通过争取美国的帮助，保持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保持英国在其势力范围以及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就成为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怀疑和对苏联在欧洲扩张的担忧和恐惧，使英国在战争尚未结束，就急不可待地与斯大林达成关于东南欧地区的百分比协定，以及在战后与美国遏制苏联方面保持基本一致的立场和政策。由于战后的英国经济十分困难而力不从心，所以英国的政策是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并推动美国采取强硬政策，承担更多的责任。

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冷战终于在美苏之间逐渐强硬的敌对互动之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