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使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在组织上得到保证,在出现偏差或错误时有可能及时得到纠正,党的历届党章都赋予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
中共六大党章第十二章44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中共七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增加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中共八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又补充:“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保障党员权利切实有效地行使,还规定“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可见,从中共六大党章到八大党章,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是不断完善的。即:在党组织“未经决议之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对于党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党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不尊重党员权利的党和党组织负责人,应受到批评以至纪律处分。这些规定,无疑是保证党内民主得以实行的党规党法,是党内从普通党员到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应遵从而无可例外的。
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由于党员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使革命事业免遭失败的事例是存在的。最具说服力的是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受到排斥以后,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拥有发言权,因而在长征路上可以与张闻天、王稼祥自由地讨论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并取得张、王的支持。于是才有发生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本人在中共七大和九大的讲话中都曾谈及此事。对这段历史情节,金冲及在《毛泽东传》1893-1949“长征”一节中写道: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程中原在《张闻天传》第九章“历史转折”中有更详尽的记述:
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作战略转移。……按照部署,……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简称为“总部”,“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总部领导人随一纵队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随一纵队行动。这些中央领导人的队伍称为“中央队”。“最高三人团”原来打算要将毛、张、王等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毛、张持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一纵。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欣然同意。这样,踏上西征途程之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制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最高三人团”成员忙于指挥战事,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边。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加趋于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在西征途中形成的这个“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为标题专门写了一章。张闻天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后,“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由于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党员有权自由讨论党内的重大决策,并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争论,这样才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将遭全军复灭的路线错误得以纠正,出现历史性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