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高层权力的核心事实上发生了转移，从华国锋移向了邓小平。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会者对包括“两个凡是”问题在内的批评，尖锐而激烈，直指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华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华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批评，却在“两个凡是”等问题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表现出包容、厚道、民主的精神。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不无关系。
然而官方极高评价三中全会，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的回忆，有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在著述中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的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厚道，处事比较谨慎”。胡还称华“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领袖”。于光远在著述中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重点转移’、农业问题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大陆却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且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韩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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