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还原华国锋（八）

被忽视的“滥觞”

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少有人提到华国锋。这也是一个误解。

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恐怕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最早一次公开提到“改革”。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未必能反映华的真实认知。

资料显示，华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种“理论”的结果，而主要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所激发。如前所述，华非常重视国外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和加快引进。但华并没有将引进局限在技术和物质的层面，而是同时倡导研究国外的经验、效仿国外的先进事物。他“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还说这样“有好处”。在长期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相当开放的。华心里清楚：“过去这个话不能说，一说国外先进，就说是崇洋媚外。”

在对外交往方面，华尤其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曾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的文章，虽然1975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中共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当年8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据朱良文章，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

华国锋还特别关注同西方的交往。据胡少安著《项南传》，1977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时，华“内心有所触动”，表示相信项南所说。1978年5月，华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在华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华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现实对比，强化了华的紧迫感，从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据朱良文章，华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华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还要赵紫阳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1978年6月30日，华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华很感慨：“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让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看到“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我们是有个思想束缚，要加快建设，我们本身有个学习问题”，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这种源于经验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关于改革的指向，华当时比较关注的是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企业管理、干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同改革的内在需要相比，这些改革也许还是零星和浅层的。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简、其浅，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何况，当时人们对改革和开放的认知，大体也都是在这个层次上。值得注意的是，华这时提出“警惕片面强调集中统一”，“搞经济工作要掌握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也多少显露出经济改革后来的纵深走向。

当然，华所认知的改革和开放，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无法同后来相比。但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在其主政的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与会的于光远后来评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