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伯乐的成就当然不止是道教的研究，当年高名凯教授在他去世以后介绍他的短文中曾经说他，“学问渊博，于中国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不精通，所著《中国上古史》（LaChineAntique）曾获儒莲奖金，《唐代长安方言考》（LeDialecteTch’ang-ngansouslesT’ang）实出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右”，这里提到的《唐代长安方言考》，已经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这很体现了欧洲学界当时综合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路数，也让我们了解，何以中国当时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当年冯承钧翻译的《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考证》和新翻译的《道教与中国佛教初兴》，反映了当年道教史研究总是与佛教史研究相互纠缠的状况，早期欧洲和日本道教研究，常常是因为研究汉魏六朝佛教，不得不讨论佛道交涉，而促进了道教史研究的；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关于道家、墨家的两篇论文和关于早期天文学的一篇论文，反映了法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的理解，希望上溯到“轴心时代”的取向，也体现了马伯乐对于“古代中国”作总体研究和把握的勃勃雄心；而《公元前四世纪的齐王编年史》、《汉代敦煌文献》等论文，则体现了法国中国学界，除了像葛兰言那样有一个借助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新传统以外，仍然有像沙畹这样继承了精通和熟悉文献，从传世典籍与考古文献出发重新发掘历史的旧传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交融，才构成了法国中国学现在的风格；至于《李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秦汉象郡考》、《唐代的安南都护府疆域考》等等论文，不仅体现了他对历史上疆域“移动”的中国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研究重视“周边”的映证的思路，当然也让人想到他在越南生活和观察的经历。
四
六十一岁的马伯乐早早死在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学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书斋学问毕竟抵御不了政治权力，纸的书本也绝对不是铁的枪炮的敌手，烽火连三月，就得白发搔更短，铁骑下长安，就不得不携妻带子落荒逃，更不必说刀斧加于颈项了，算完一道数学题再从容赴死的阿基米德故事，多多少少有些想象的意味和自励的作用，学者再清高脱俗，也得有一个安全和温饱的环境，战争对于学术就是一场灭顶的灾难。
不过，除了战争的摧残之外，有时候因为某些其他原因的遗忘和忽略，也常常带来学术史的遗憾。虽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对于法国汉学就并不陌生，不仅冯承钧曾经翻译过马伯乐的若干著作（当时把马伯乐译作马司帛洛，这里收集了四篇），李璜也曾翻译了另一个和他同时代，和他颇有瑜亮情结的法国学者葛兰言的著作《古代中国的舞蹈及传说》（此书把葛兰言译为格拉勒，非全译本），但是，后来很长时间里，中国学界对于这些法国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却越来越隔膜。隔膜造成了彼此的生疏和忽略，也带来了学术史上的资源短缺和思路滞塞，恰成对比的是，在日本却由于相当多的中国学家对法国的特别好感（很多日本中国学者都曾在法国留学或访问，日本各地有很多类似日法会馆这样的机构，法国远东学院专门编纂佛教研究著作的《法宝义林》编纂处也一直在京都），法国汉学常常是刺激他们学风变化的资源。仅仅在道教研究方面，不仅像吉冈义丰很早就和苏远鸣（MichelSoymie）合作编辑了四册《道教研究》，就是马伯乐的《道教》，经川胜义雄翻译后，不仅被收入风行一时的平凡社《东洋文库》，而且在短短若干年中就印刷了十几版。就连他关于六朝道教合气之术的若干讨论，也由持田季末子翻译为《道教の养性术》一书，1983年由东京セリカ书房出版。我特别注意到，1968年，第一次道教国际会议上法国学者提出了道教研究的一个清单，建议研究重心应当围绕着道院制度、道教与异端、道教与现代化、佛道关系、道教与方术、道教与艺术、道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来世观念、降神术、意识中的幻觉、房中术、道教内的相互关系、思维模式等主题上，事后看来，这个建议显然对后来的日本道教研究界的转向，发生了深刻影响。
学问是一个长久的事情，来自外国的知识，并不是像时装那样越新越好，有时候回头看看早期研究，也会发现一些看似陈旧的论著，却有变新的意味，旧的和新的，有时能够越过时间的断裂，构成学术思路的链接，再读马伯乐的著作，也许就是如此。看看这本书的翻译，也觉得颇为有趣，这里既有冯承钧先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的四篇，也有翻过了一个世纪的年轻学人新近翻译的若干篇，新旧翻译之间，竟然遥遥相距半个多世纪，这让人想到，学术史上也许不仅有持续不断的薪火相传，还有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重新找回中断的记忆，接续旧有的资源以补上新课的时候。
（马伯乐论著中译本之出版，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策划，怰小笛、盛丰译）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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