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二）

爱国者的声音

史量才开始办报时，还不具有明确的新闻救国的思想，他是以实业来办报的，意图以实业救国。他办报以赢利为主导思想，政治态度比较保守，经常采用光报道不评论的方式。当遇到当局的“红灯”时，他常常采取躲避的行为，尽量避开政治大事，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读者不知所云。

1931年之前，史量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促使《申报》走向现代化道路，加强了新闻性，并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的大量专职、兼职通讯员，以多种形式展示民国时期的风云变幻，激起读者的关注。他还重用黄远生、邵飘萍等目光犀利的记者，发表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时局报道。正因为这样，《申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而另一方面，史量才又生怕自己的事业受到当局及外国势力的摧残，为求生存，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不真实的报道。例如，在“五卅惨案”后，《申报》竟然刊出公共租界工部局恶意攻击中国人民爱国反帝运动的《诚言》第一期，遭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革命报刊严厉批评《申报》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机关报”，呼吁人们不要订阅此报。虽然史量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申报》上刊出道歉启事，并在原来刊登《诚言》的地方登出《辟诚言》一文，还自愿捐助银币，支持工人群众，但这一事件，还是暴露了史量才的局限性和软弱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史量才突破了以往的局限，成为要求抗战、反对内战、正视危机、要求进步的爱国人士，《申报》也因此换了一个天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申报》就以自己采写的47条电讯和“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等为题，详细报道了事变的真相，指出日本侵略的性质。接着在9月23日，又针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时发表题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的时评，要求南京政府“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当年12月，全国各地学生组成抗日请愿团齐聚南京，向南京政府举行爱国示威，受到血腥镇压。《申报》不顾最高当局的禁令，向全国真实报道了27日发生的“珍珠桥惨案”真相，并发表评论文章，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国难当头之际，史量才积极投入到爱国的洪流之中，他经常参加集会，与各界人士商讨反日对策，参加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他被增选为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主持国际宣传委员会和检查奸商偷售日货行为。在日本步步紧逼、谋占上海，而上海市政府按照南京政府旨意步步退让之际，史量才邀集20余名社会名士，在他的住宅成立“壬申俱乐部”，每周举行一次集会，讨论抗日对策。他多次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准备自卫的建议，但均未受到采纳。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率领将士奋起抵抗。史量才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的爱国行为，为他们声援助威。1月29日，《申报》发表时评，呼吁中国民众，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必须起来做正当防卫。1月30日、31日，陶行知执笔，为《申报》撰写《敬告国民》和《国家的军队》两篇时评，指出此次的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的生死之战，十九路军是国民自己的军队，应对它负起完全责任，号召全国军队举起爱国旗帜，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的河山。

1月30日，“一·二八”事变的第三天，史量才发起组织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会上，史量才慷慨陈词：“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史量才的言行深深激励了大家，他被众人推选为会长。

维持会成立后，史量才和维持会理事共同捐献巨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组织难民收容所，发动各界各阶层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收到各界捐款达93万元。史量才和他经营的《申报》在这一时刻，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当宋庆龄在杨杏佛的陪同下与史量才商谈十九路军的军饷时，史量才很快将《申报》准备购买纸张的7万美元兑换成银元捐给十九路军。他还跟宋庆龄、杨杏佛一起研究战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好的建议，但当局根本不理，并且进一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行为。1932年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意，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史量才对此很不理解。

自始至终，史量才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十九路军撤退，《申报》发表时评，疾呼：“我军以敌重兵压迫，后援不至，已全线退却。国人乎，今日之事，吾人为救国计，惟有继续奋斗而已。复何言，复何言！”又强烈地呼吁：“吾人惟有继续作艰难而持久之奋斗，毋灰心，毋气馁。吾人如能具持久抵抗之决心，则更大更光荣之历史，终当在吾人热血溅洒之下，展开于世人之眼前”，并将言论的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称：“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