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三）

奋勇前行争自由

鉴于史量才的声望及社会影响，国民党曾多方拉拢过他。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32年3月，国民党政府为应付舆论，召开掩人耳目的“国难会议”。主持筹备会议的汪精卫表示，会议将以讨论御辱、救灾、绥靖为内容，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史量才也被南京政府聘为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史量才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马相伯等66名会员联合致电国民党政府，声明不参加会议。接着，4月1日的《申报》还刊登时评，揭露“国难会议，一言以蔽之，不过为敷衍人民之一种手段，吾人是否应重视斯会，被征聘之诸君子是否甘为傀儡，其三思”。时评发表后，又有多人声明不参加此会。结果，原聘会员500人，真正到会的只有百余人。

“国难会议”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就一些议案向史量才等人疏通，史量才不改初衷，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绥靖”政策。《申报》也继续发表时评，批判国民党的有关政策，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致国民党报纸纷纷攻击《申报》“不明是非，思想左倾，为共产党效力”。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60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士商谈后，决定由陶行知撰写时评，明确表明《申报》反内战的立场。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刊出了陶行知的三篇时评，分别为《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名为“剿匪”，实为剿民，这种不将枪口对外、反将枪口对内连续剿杀人民的战争，后果非常严重。文章称：“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由共产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产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这样的时评引起了国民党的震怒，后来由蒋介石亲自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使《申报》面临危机。而《申报》的时评，蒋介石本来是没有看到的，他之所以能够得知，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的告发有关。而朱家骅之所以告发《申报》，又与“中大殴段学潮”有关。

朱家骅原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在职期间因积欠学校经费达半年之久，引起了师生们的不满。但由于朱善于迎合上级，后不降反升，被改任教育部部长。中大校长一职因此虚悬。1932年6月，朱家骅提请行政院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大校长。段锡朋是一官僚政客，根本不是校长的合格人选，中大的学生因此非常反感。等段锡朋到校后，不少学生一起来到校长室，向段当面质询。段锡朋摆起了官僚架子，申斥学生，甚至动手捉拿为首的学生。段的举动激怒了学生，学生们群起而打之，段多处受伤。此后，朱家骅和段锡朋立即将此事报告行政院，行政院当天就决定命令解散南京中央大学，并先后逮捕了60余名学生。

中大风潮发生的当晚，为掩盖事实真相，教育部电话邀请南京各报记者到部，分散油印稿件一份，要求各位记者照此稿拍发中大殴段学潮新闻。然而，《申报》却于7月1日刊登了钱芝生的《中大风潮原因》，“说明学潮的起因由于中大经费积欠甚巨，开学时教职员只领到月薪三成。学生因在沪战后筹款不易，应缴各费请由教授担保，分期缴清，先准注册上课，而朱家骅予以拒绝。以后师生请求拨英庚款利息为中大基金，而朱为英庚款董事长，又予以批驳，加之朱接任之始，以整饬学风为名，曾几次开除学生多名。平时对学生的请求，也总批驳不准。因此师生对朱极为不满……朱辞职离校后，学生又检举朱挪用水灾捐款3万余元，发给随朱去职的教职员薪金，呈请限朱即期归还，并撤职（教育部长职）查办。因此，师生和朱双方结怨甚深。后来政府决议以教次段锡朋兼代校长。学生认为段是朱的替身，所以加之殴辱，也是对朱积怨的发泄”。在文中，钱芝生还真实报道：由于段锡朋接事时的态度恶劣，所以激起了学生的愤怒而被殴打。

此文一出，无异于揭露了朱家骅的真实面目，引起了他对《申报》的仇恨。所以，当他发现《申报》中陶行知的文章时，马上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看后大发雷霆，迅速采取了高压政策。

蒋介石为什么会这样呢？马荫良透露了这样的细节：

事后有人告诉史量才：“你在4月间批评国难会议，拆国难会议的台，直接对付汪精卫，蒋可诿称不知，同时由于蒋汪间的矛盾，对蒋并无不利。你对蒋批评也可以，但7月的批评，公然和蒋的‘剿匪’政策唱反调。蒋以反共起家，以武力为统治基础，刺他要害，哪能不引起忌恨？哪能不动火？”史答：“我父经营中药商业，讲信实，行直道。我经营新闻事业，岂能不讲信实，不行直道？我父临终时，恐我遇到有人作难，不惜委曲求全，陷入歧途，执手以行直为嘱。《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7月间，上海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禁止《申报》邮递。史量才对此非常愤怒，意欲披露此事，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决定想办法周旋疏通，尽快使《申报》继续运转起来。几经周折，蒋介石最后终于提出《申报》恢复邮递的三个条件：（一）《申报》时评要改变态度；（二）撤换总编辑陈彬和，陶行知、黄炎培离开《申报》；（三）国民党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对此，史量才表示，时评的态度可以缓和；总编辑陈彬和自愿辞职；黄炎培是自己的朋友，不担任实职，由于生计，每月送一点钱，实际上不到报馆办公，也不负任何设计责任，希望不动；陶行知不是报馆的人，他的文章属投稿性质，以后可不再续登。但是，史量才坚决不同意国民党中宣部派人指导，认为《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拿过政府的一点补贴，倘若政府硬要派人，《申报》宁可停刊。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允许《申报》恢复邮递。这样，《申报》在被禁邮达35天之后，再次与广大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