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

《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了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城。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瞰制豫北、晋西，屏蔽洛阳、潼关，是抗战期间日军进击华北的要地。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础的游击根据地。在而后的二、三年内，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十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消灭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终未得逞。1940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1941年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有计划。他们认为，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而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部队长期牵制日军四个师团，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又无意与卫立煌合作。因此，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1941年3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而蒋介石却置之不顾，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而庞、高部却强调种种困难，仍按兵不动，情绪低落，疏于防守。国民党军队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4月初，日军开始在中条山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军事会议，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而第一、二战区军以上长官对日军大举进犯前毫无思想准备。4月20日，何应钦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但因指挥系统繁细，迟延费时，各地国民党军队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一之准备”，出击部署未及传达和实施，而日军于5月7日下午开始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

日军从东、北、西三方面发起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的进攻，经过近三周的激战，国民党军队主力陷入重围，给养中断，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突围南撤，沿途又受到日军的截击，溃败四散。在这次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守军被打死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他们惊呼：“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注：即八路军，下同）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日军与共军素不彼此攻击”，以挑拨国共关系。其实，在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太岳部队在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自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八路军还应何应钦的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二、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利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相难明。国民党军队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渝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要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