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５年冬，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后，日军参谋部指派第七课所谓“中国通”的山本宪藏大尉，聘请“造币专家”，研究如何伪造国民党法币并以大量假币充作收买汉奸经费，充当“开发事业”的资本。经过一番筹备，日军于１９３８年底正式下达仿造“中国法币”的命令和１１条计划实施纲要，决定首先在上海施行。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假法币试制成功，在上海购买物品未被识破，但向银行兑换日元时，因假币太新，露了马脚，致使兑换失败。１９４０年２月，山本宪藏采取措施，对所有新印假币进行污脏处理，然后成捆外运。于是成批伪造的“中国农民银行”１元券、５元券、１０元券共计５００万元抛出抢购物资，控制贸易。１９４１年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俘获一批美军军舰，在舰艇里发现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约有１０余亿元，日军从德国买了这批纸币半成品，进行加工伪造。同年１２月日军占领香港，在清查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法币印刷厂时，发现印好的大量法币及其他印制材料，于是将全部设备和器材运回北京，从此，假币的印纸、墨色、机械等和重庆国民党印制的法币完全一样。１９４２年日军攻占缅甸后，又发现几家印刷中国法币的秘密印刷厂，从中查获了大量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后来又在南洋等地发现了２０亿元“中国银行”小额纸币的半成品，从而获得了印制法币的全部秘密，至１９４５年，日军印制假法币高达４０多亿元。
面对日伪大量抛假币，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以假对假”策略。为了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下令军统局与美、英钞票公司合作，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厂，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印制设备，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日夜精心制作。当时日军在其霸占的统治区内，流通着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得到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在山洞里日夜赶印，总数达１?郾５万多箱，然后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这些钞票与沦陷区所流通的钞票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轻而易举地购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物品，破坏了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假币大战，迅速波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军为破坏根据地金融，大批伪造了红色区域的纸币。他们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安阳、徐州、集宁、新乡、开封、济南、邢台、邯郸、武安等地建立了１２处印制机关，印制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假货币高达二三十种。至１９４３年日军更是肆意地在边区周围遍设推行假票的联络点，再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向抗日根据地抛出使用，收购土特产、山货、药材、土布等物资。还派出伪装人员，在集贸市场以查禁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使抗日根据地蒙受了经济损失和物资损失。
各抗日根据地为净化货币流通，也开展了一系列反假币斗争，采取了举办晚会、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如每到场日，银行就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起来，进行宣传，而且将假币的特征向广大工农和学生讲明，军民一起查假币，广泛建立假币识别小组和识别所，在边沿地带、游击区乃至敌后根据地，都进行严密的检查和缉拿，并明确奖励办法，千方百计堵塞假币向根据地流入的通道。同时组织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找出其特点，及时曝光，发动群众一追到底，跟踪收缴，务求人赃俱获，就地消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金融部门还利用山西产的本地纸张，在纸浆池中加入各种有色纤维，制成防伪纤维土纸货币，并加以水印，全部以手工印刷，使日伪机关无法仿冒。因这种土纸印刷的抗日根据地纸币上有密码及号码，耐磨性不甚强，一般就使用七至八个月时间，届时更换新币。而更换的新币又因换掉了颜色，使日伪更加无法仿造，因此山西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游击区的金融秩序得到了有力的维护。
历史表明，当年根据地军民在中日双方全方位的金融战中，以货币为武器展开了英勇斗争，对挫败日军的经济侵略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投降后，开始对我国进行归还掠夺物资工作，从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府派船从日本运回铜币１０９．８吨，银币１０３吨，共计价值５２４．６万美元。
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12期 作者：冯都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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