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另类走向：地方自治，湘人治湘（三）

谭延闿在"祃电"中说："……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时条例，公布实行……"。谭延闿真要搞"湘人治湘"了！他还要制订湖南省自治宪法呢！南北势力都在观望，湖南人却已激动起来，各种论调一齐出笼，谁都想为家乡未来的命运画出自己的蓝图，毛润之那"湖南共和国"的说法自然也在其列。

谭延闿的"攘外"与"安内

无庸讳言，谭延闿的自治，与学界、商界，乃至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自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面有个"在朝"与"在野"的区别，在朝者除了谋长治久安之外，不让外人插手的真实目的，不能说没有保个人权位的私心；而在野者欲得到参政议政的发言权，也即是要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力，才是他们最为急迫的诉求。所以马上就有了"要自治不要官治"的呼声出现在本省的《大公报》上，那是该报主编龙兼公所言，直指谭延闿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一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弄得谭延闿好不尴尬。

谭延闿也有他得力的支持者，就是当过"国务总理"的湖南人熊希龄。熊希龄是湘西凤凰人，前清进士出身，曾被袁世凯网罗进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却又暗做手脚，诬其在任"热河都统"时盗卖避暑山庄国宝，意在逼其签字解散国会，为袁氏扫清称帝的障碍。此时熊希龄闲居北京，是在京的头号湖南籍名人。熊希龄在谭延闿的"祃电"之后，立即通电支持，还约请了梁启超为湖南草拟了一份《湖南自治根本法》草案，供谭延闿参考。熊希龄给谭延闿支招曰："此举宜于南北统一以前办成，并须经过全省人民总投票，基础方能稳固，各省自可响应，然后联省立国，可以刷新，不致为中央权奸所把持，湘亦可免为南北之战场。"熊希龄的方案基本上还是主张尊北京政府为正朔的，既主张省长民选，又要由省议会牵头，会同学商各界联合举荐三人为候选者，再交中央选择任命，方可生效。熊希龄的这一套方案在湖南一公开，就被《大公报》等报纸逐条驳斥，称其为"陈词滥调"，意在欺骗舆论。

龙兼公与毛润之等人也拟了一份省自治法草案，公布在《大公报》上，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佯作恭维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应抓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湖南革命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而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普选，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再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省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只有这样，"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这个文件发表时，签名者多达三、四百人，一时间湖南省教育会、学联、商会、报界等各团体闻风而动，召开"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席会议"，讨论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对谭延闿造成了颇大的压力。

谭延闿本与国民党有着密切关系，于是邀请了一批属于国民党系的人物，抵达长沙来"襄赞"湖南自治，也就是来提供意见与帮助的意思。其中有张继、吴稚晖、章太炎等。章太炎在宋教仁被刺案后，策动讨袁，遭袁世凯关押，深恨北洋政府之专权，这时候成了一个极端的地方分权论者。他不但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制度，而且主张中央仅保留一个虚设的政府，连国会也不必设，甚至外交问题都应经各省首脑副属方能生效，他说："或云外交大权中央不能专主，则应敌为难。不知今日所公患者，不在外人之迫协，而在中央之贩卖路矿，以偷一时之利耳。中央之所贩卖者，其实还在各省，而非中央自能有之……今使事涉某省者，皆由该省督军省长副署负其责任，督军省长去人民近，苟有奸私，事易宣露……故外交权归于各省，则贩卖自止，而应敌反易，外患亦可渐息矣。此种联省制度，为各国所未有，要之中国所宜，无过于此。"长沙的报界联合会，也请来了一位国际级的重量人物，那就是美国学者杜威。他当然赞成中国的联邦制应仿效美国，湖南不妨先行制订一个临时省宪作为全国的榜样。

要有一部省宪法，这点大家都同意，可由哪个机构来讨论产生，却是争议的焦点。章太炎反对由省议会制宪，因为那样代表性不够广泛，可他也不赞成由人民直接制宪，他认为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他建议由全省七十多个县议会，再加上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及各社会团体共同制宪。而省议会自然不甘放弃主导制宪的权力，力主要由自己召集制宪会议。在北京的熊希龄也来凑热闹，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赴湘，将一份《湖南省自治大纲》印刷很多份，分送省内各界要人，作为研究自治法的蓝本，同时召集了全省各界名流四十余人，筹备召开自治会议。谭延闿眼看着要"艄公多了打烂船"，赶紧在9月中旬在湘军司令部以私人名义召集了第一次自治会议，与会者计三十余人，议定由省政府指派十个人，再由省议会推举十一人，组成省宪起草委员会，开始制宪工作。可社会上一得知此讯，立刻舆论大哗，坚决反对制定省宪由官绅包办。省议会方面见风使舵，也转而反对上述省宪起草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主张由全体省民推举制宪委员，来组成代表广泛民意的宪草委员会，显然是受了《大公报》毛、龙方案的影响。谭延闿没想到省议会会出面反对，只得致函议会，表示同意将起草省宪的事务交由省民宪法会议来解决，惟应如何召集组织，只能交给省议会这个立法机关负责主持。这样一来，原定由省政府与省议会合制宪草，就变成了全由省议会独家出面打理了。

省议会争到了制宪主导权，却马上又陷入了内部的意见分歧之中。有人说，在搞省自治之前，先应恢复县自治，而且要完善一套县自治草案，再在县自治的基础上进而议省自治问题；有人大批特批熊希龄的《自治法大纲》，并拟出了自己的长达上百条的省宪草案。省议会勉强协调，召集了专题会议一次，推举出十一人为理事，负责研究草案条例。但这时社会上的舆论更进一步转为对省议会的不信任，指出此届议会任期已满，在法理上已经失去民意代表之效力。谭延闿不是个性格强悍的人，凡事总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曾被讥为"混"型政客，他自己反自嘲说"混之用大矣哉"。他原来以为这难办之事已有省议会代庖了，正乐得躲个清静，没想到又横生此枝节，正在不知所措之际，人民已经不耐烦了，在"双十"国庆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大游行。省会的三十多家团体联名向省政府递交了"敦促尽速制宪"的请愿书，指责政府和议会"或则徒托空言，或则各执己见，或则存心敷衍"，要求由人民直接制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