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另类走向：地方自治，湘人治湘（二）

辛亥革命毕竟是以民族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驱逐鞑虏"是首要目的，而中国人心目中的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建立共和"当然也还要团结在一个头头之下，形成一个整体才觉得心里有底。其实中国的"大一统"也并不仅仅是国人虚幻的心理需求，当时外患深重，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扛着，简直分分秒秒会有亡国的危险！日本人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中国蛮横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欲独霸中国，使我国沦为日本的印度。那一番可怕的景象，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概略描述过。当时幸有尚未称帝的袁世凯政府与之软磨硬抗，才使日本人迅速亡我的图谋大半破产。设若此时各省就已经分治，各扫门前雪，恐怕早在1915年中国就被日本各个击破了，何待1931至1945那十四年艰苦抗战，置之死地而后生？袁氏悍然称帝，恶名永难洗刷，但在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尽其所能维护过国家的主权，却也是事实。论史自当公允，是其是，非其非，应该承认袁世凯在强敌入侵，自身武力不足恃的情况下，采取拖延战术已是唯一可行之选择。在艰苦谈判四个月之后，还是日本方面担心欧战结束，西方列强腾出手来重新插手中国，会使他们一无所得，于是才急于求成，大大让步，草草签订了《中日新约》。其内容缩减到仅九条，虽仍被国人视为丧权辱国，但较之原始的"二十一条要求"，实已是天壤之别，这是读史者不可不察的。

问题是袁世凯竟借外忧内患谋求改变刚刚开始深入人心的民国国体，要撕毁"临时约法"，不再受国会的约制，杀宋教仁于前，谋黄袍加身于后，眼看就要把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重新推翻了！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也好，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人也好，当然只能重披战袍，为"再造共和"而流血牺牲了。袁氏皇帝梦破灭，惊怖而死，却留下了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僵局，把中国带入了军阀混战的灾难之中。

湖南谋自治，并非唱独角戏，当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正响彻全国，俨然要把中国引上美利坚合众国式的联邦国体轨道。说起联省自治，最初被称为"联邦主义"，其实由来已久，孙中山远在光绪年间已有对未来推翻清朝后中国根本制度的设想，他说："……惟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辛亥年政权鼎革，民国建立，孙中山与他旗下的国民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日益扩张的权力，更是不断鼓吹地方自治思想。比如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办《民国杂志》作为喉舌，戴传贤在该刊发表《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明确说："中国文化之发达，由于地方分权，而文化之退步，由于中央集权。"矛头直指谋求专制独裁的袁世凯。而原来组建共和党、进步党在议会里与国民党对垒的梁启超，在看穿袁世凯称帝野心后，也逐渐有了新的想法。他在游览欧洲之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抒发感想，极力推崇地方分权思想，已与当年在国会中高举中央集权旗帜与国民党议员斗争时大异其趣了。还有一帮名流学者，都在鼓吹联省自治，其中为今人所熟知的有：蔡元培、胡适、熊希龄、蒋百里、章太炎，甚至还有北大的教授李四光等。其论调不外乎是鉴于国家宪法迟迟不能制定，就不如转而另辟蹊径走地方分权之路，由各省制自治宪法，自行施政，自管军事、经济、教育，进而联合成一国，可釜底抽薪，永远免除重蹈中央政府被独裁者控制而为害全国的覆辙。"联省自治"这个口号，是浙江人章太炎提出来的，为的是强调"联省"而非"联邦"，以防被"统一派"斥之为"分裂"，可见"联治派"用心之良苦。

至民国九年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格外强烈起来，究其原因是因为武人长期专权，各省人民都不胜其苦，却又看不到消弭战祸重享和平的前景，于是日益对南北两个所谓中央政府彻底失望，而自谋保全家园之道的结果。正是"求人不得，不如求己"。特别是在袁世凯洪宪称帝丑剧落幕，猝死之后，北洋政府府院相争，段黎交恶，继而段祺瑞为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制造流氓围殴国会议员案，再至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扶废帝溥仪复辟，再到段祺瑞为扩充皖系实力，不惜以中国路矿之权为质，向日本举借"西原贷款"，终于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山东不但未从战败国德国手中争回，反而落入宿敌日本之手，激起国人愤怒，爆发了爱国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种种不堪回首的痛史告诉国人，寄希望于只知专制不知民主的北洋政府，只有国权的一步步沦丧，战乱丝毫未见平息之迹象。那么南方的广州护法军政府呢？桂系军阀陆荣廷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从貌合神离到公开对抗，粤桂两家已经呈分道扬镳之势，而粤军内部陈炯明也传出与孙不和的消息。抛开主义不谈，孙大元帅要北伐，逐鹿中原，问鼎神州；段总理要直捣广州，饮马珠江。兵锋所向，无不以华中华南为战场。黎民何辜？又要遭兵燹之灾了！看来似乎只有走联省自治一途，各省自选首脑，自定宪法，以民众的意志和法理的力量阻止外军的侵入，才是釜底抽薪杜绝内战之祸的唯一途径！

问题是，北洋政府段祺瑞总理和广州的孙中山大总统都不吃"联省自治"这一套，段祺瑞继承袁氏衣钵，迷信武力统一是一贯的，而中山先生也早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理想，转而信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一心要北伐，以建立新的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在那一段历史早已尘埃落定的今天，我们来重新审视当时的国际环境，不能不承认，谋统一而拒绝分治，实在有相当的道理。中国近代以来最凶恶的敌人日本，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急剧地向右转，走上赤裸裸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的。1919年8月，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建立"犹存社"，开始系统地鼓吹一整套军国主义理论，论证侵略甚至灭亡中国的"正当性"，并且将其活动迅速扩展到军部高层乃至日本宫廷。没有从此时开始急剧强化的十余年理论和军事准备，不能想象日本会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动员起全部的国力和民意，投入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可是在1920的中国，各省谋求自治的努力，也自有其言之成理的逻辑，人们企图解决的是眼前的问题，一时不可能关注到隔海窥探的宿敌之动向。远虑与近忧，孰先孰后，畸轻畸重？事后诸葛亮好当，当局者实难了然。

湖南因其所处的地理中心位置，不可避免地又将成为南北军队交锋的角逐场。从民元到民九（1911-1920），北洋势力三度祸湘，先是汤芗铭，次为傅良佐，再为张敬尧，湖南人深受其害，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承受刀兵之灾，湖南人是绝不情愿的了。为求免祸而祭起自治这个"法宝"，灵不灵先不说，总算是一套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死马医不活，不过仍是死马，若医都不医，死马断无复活之理，又怎能心甘？前清翰林出身，当过湖南省谘议局议长的谭延闿，从辛亥年就任湖南都督始，之所以屡仆屡起，总是位子还没坐热，就又被敌对势力逐走有如丧家之犬。他个人痛定思痛，也觉得哪怕是出于保屁股下的位子起见，也只有宣布自治这一条道，谁会愿意老夹在狭缝之间，过着风箱里的老鼠般的日子呢？所以他一旦借助赵恒惕、程潜的军事实力，假广州"护法"军政府之威，重归故里执掌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大权之后，马上就毫不犹豫地打出了自治的旗号，为的就是改弦更张，跳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恶性循环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