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知道这是他们自己“以贼攻贼”策略招来的大祸,但不敢实事求是上报,竟然谎称“倭寇”来犯,蒙骗朝廷,以便推卸自己的职责。而王直为了日后能够推脱责任,每次骚扰劫掠沿海地方之后,就放出风声:这是“岛夷”(倭寇)所为。于是上下掩饰,祸乱愈演愈烈,真相愈来愈混乱。
到了真相——所谓“倭寇”其实是王直所部——逐渐明朗后,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率领四方精兵协力进剿。但是,官军毫无士气,一触即溃,朝野上下一筹莫展,不得不乞求招抚,宣布:如有能擒斩首恶王直者,授予世袭指挥佥事:如王直等悔罪率众来降,亦授予世袭指挥佥事。有的官员表示坚决反对,以为这种“以赏劝恶”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去了一个王直,会产生另外的“王直”。后来改为一面围剿,一面宣布愿意投降的胁从者可以不杀,但首恶不赦。议来议去,议而不决,“剿”与“抚”两方面都没有起色。
嘉靖三十四年权奸严嵩的亲信、工部侍郎赵文华以奉命祭海神的名义前往江南视察“贼情”,精通权术的浙江巡按胡宗宪与他勾结,排斥和赵文华有矛盾的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由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抚。这种权力的改组,并没有改变形势,官军依然屡战屡败。赵文华与胡宗宪恐怕遭来政治麻烦,秘密议定招抚王直。于是派遣辩士蒋洲、陈可愿,以及先前与王直友善者多人,出海招抚王直。与此同时胡宗宪大搞心理战术,派人把关入金华监狱的王直母亲、妻子接来杭州,好生款待。过了几天后,要王直母亲写信劝王直归降,信中写道:朝廷愿意宽宥你的前罪,愿意放宽海禁,允许日本互市,今派遣蒋洲等人带信前来说明。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招降的一行人等从定海出发,十一月抵达日本五岛,与王直会晤。蒋洲等向他表示胡宗宪的慰劳之意,并说胡宗宪是你的同乡,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愿意宽宥前罪,保全骨肉,而且允许通市谋利。次年四月,王直派他的养子毛海峰护送招降队伍归国,试探虚实;而把蒋洲留下,作为人质。胡宗宪为了考察毛海峰的归顺诚意,要毛海峰率部攻打徐海。毛海峰害怕万一两败俱伤,将进退失据,借口此事必须其父王直亲自决定,前往日本,把情况报告王直。王直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率领他的部下千余人返回浙江沿海的岑港,表示愿意投降,以求得通商的权利。
胡宗宪以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特地安排了场面壮大、声势煊赫的受降典礼。在王直受抚以后,继续对他恩宠有加。对于这种做法,反对者议论纷纷,扬言胡宗宪接受王直的巨额贿赂。此时,赵文华得罪罢官,胡宗宪失去内援,态度立即变化。他在奏疏中表态:王直等是海氛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王直被关入监狱后,他的部下知道当局已经变卦,据守岑港与官军抗衡。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胡宗宪上疏朝廷,请求将正直及其同党叶宗满等明正典刑。兵部会同三法司议复:“王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叶宗满、王汝贤既称归顺报效,饶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斩首示众。临刑前,王直叹息道:想不到死在这里,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王直是为了求得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他的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枢在给胡宗宪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之不合时宜——“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夥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松江)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唐枢作为亲历者对“倭寇”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无独有偶,其后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指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导致倭患的原因,“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的政策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臣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王直当年的建议,以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获得实现,未免令人感慨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