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三屠：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

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稗宫野乘有载，时人称之为三屠，今人说当时又叫作三大杀手。度杀手当是现时叫法，意大利黑手党盛行，美国动作片杀手狂飞，这种称呼才流行于时。三屠之称，较合于历史实际。因以为题。

三屠者，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为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自小站练兵至山东剿拳到天津搜杀拳民余遗，杀人不计其数，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不畏强暴，自监司大员以至微员佐贰，有时且劾至百余人，称为屠官。自然，这只是各就其突出之一项标举以特称，一身而二屠并在者自不免，如袁世凯，兼为屠财好手。每有记载，言其好财货，挥金如土，喜以金钱爵禄羁縻人才，曾对人言：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胡思敬《大盗窃国记》论袁世凯，“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宴客常备珍馐，一席之费，不减中人十家之产。……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张佩纶《涧于集·致李兰荪师相》谓，袁世凯“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袁世凯于屠民、屠财之中，屠民居其首，尤在入民国后为独夫民贼，屠杀异己，摧残革命，其财更为屠民所掩而居于后位了。

《清史稿》张之洞本传有句云：“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前事言公，后事言私。公者，张之洞居疆寄数十年，历两广、两江、湖广诸任，其所作为，规模极大，而他用财如水，不问多寡，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但他有一个最大好处，不谋私利，不贪污，所有国家钱财都用到了事业上去。所以，张之洞一生有清廉之名。“及卒，家不增一亩，”即就其私者而言。本传中另有一例，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再署两江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行贿了，张之洞“立劾罢之”。前偶观电视报道，张之洞身后，家乡河北南皮只遗房屋一处，已为张氏后人捐献作了学校校舍。张之洞一生重视教育，在任翰林期中，两典试差，两放学政。任四川学政时，创设尊经书院，请湘潭王壬秋入蜀掌院，硕学大儒多出其门，承传继往，蜀学大盛，川人至今感念。后任封疆大吏，转向洋务事业，仍不忘教育，如在广东恢复广雅书院，在湖北设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当其著者。张氏后人捐献故居作校舍，可谓善体先人之志。

张之洞于同治二年会试中探花，入翰林院，至光绪七年十一月补授山西巡抚，在翰林院达十八年。翰林是苦差，收入极薄，一般都靠外放考差、学政捞财。考差，尤其学政，程仪既丰，陋规所得更多。“一年学政，十年吃着不尽”是当时写照，可见收入之丰。四川是大省，生员最多，一任学政，所得陋规收入，有二万数千两银子之多。张之洞于同治十二年十月在四川充乡试副考官事竣，派任四川学政。按陋规应得收入，他概行拒收，两袖清风，重返北京。此种清廉之风，使官场耳目一新。自任山西巡抚开始，历经封疆大吏，张之洞保持着清廉之风，这就更不容易了。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六年中，“凡所规划，用款率取之清厘中饱”。此话恐有夸张，张之洞规划的地方事业规模极大，厘金积弊诚多，收入诚巨，清理厘金中饱，所得毕竟不会太庞大，况张之洞本人清廉，未必他下面办事的人个个都清廉，难免没有从清理贪污中亦作贪污者，总其上缴清理所得，当难满足六年地方事业之需。但是，由此说明了，张之洞本人不中饱，清厘中饱所得毕竟为数甚多，加上其他筹措，可以让张之洞放开手去做事。

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评论张之洞好大喜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评论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施为，说是“今观其举措，似侧重铺张应付，专力为物质上之角逐者”。黄意张之洞不注意政治思想的更张和人民知识的增进。此评过当。张之洞并非如此，好大喜功则是确评，因为好大喜功，不免铺张应付。现以筹办汉阳铁厂为例说明之。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时，上奏在广州筹炼铁厂，列举数字，指报广东产铁甚多，而购入洋铁，开支甚大，呈请在英国订购大炉及机器。在办理中，张之洞因筹办芦汉铁路转调湖广总督，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奏报广东产铁不多，不能设厂，张之洞因奏请炼铁厂移设湖北，即后来的汉阳钢铁厂。张之洞上报广东产铁情况全属臆测，而对于国外炼铁方法全无所知，贸然便要买回两座炼铁炉，能否应用不在意中。英厂主说是须先将煤焦和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能根据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炉子。张之洞竟然答复：“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此种屠财手面，惊世骇俗。英方按英国所用炼铁方法设计二座炼炉运到，马鞍之煤无从炼焦，大冶之铁不适用于此种炉型，变成笑话一场。在铁厂设址问题上，更见张之洞的专横无知和狭窄。其时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炼铁厂应设在大冶，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犹及见铁厂之烟囱也。”为了让总督大人看得见烟囱，炼铁厂乃建于龟山之麓，招致后来不少麻烦。汉阳钢铁厂经费计银三百万两，张之洞选址不当，填土费用就花了三十多万两，在英国订购机器所用亦为三十多万两，两者相加，用去了建厂经费的十分之二。无知导致的损失如是之大。光绪二十年，汉阳钢铁厂产品应市，历年亏折惊人，至光绪二十四年，亏折累计达到了一百多万两。这个烂摊子，后来不得不交给盛宣怀去收拾。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评论张之洞“巧宦热中”，张之洞做官，自有一套本领，结慈禧欢心，醇王奕为之奥援，出身清流，为翰林时屡劾大员，一生清廉，博得好名声，便恣睢放肆，为所欲为，旁人不敢奈何。张之洞自撰的《抱冰堂弟子记》，述其在粤督任上得奕维护，颇为自得：“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曩所议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幸无藉枢廷势恐吓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其实粤省报销款固无所亏也，然贤王之意则可感矣。”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黄濬又评张之洞“事功不如文章”，这和柴萼《梵天庐从录》之评相同，柴著曰：“论者谓，使文襄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按指阮元、纪昀）之间占一席地位。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文恭（按指潘祖荫、翁同龢）而后，主都下风雅之坛坫。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予于文襄亦云。”按诸张之洞为人狂放，性行怪僻，不拘细节，柴萼这番话不为无理。《国闻备乘》说张之洞“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自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己若矣。”择举《国闻备乘》所举事例的一部分如后：“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会馆，徵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之洞收柬已三日，届时催者络驿载道，卒托故不往。鹿传霖、徐世昌忍饥待至二更，皆扫兴而散。闻其性情怪僻：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薙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厅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张则）僵卧舆中不起。其生平细行大节，鲜不乖谬者。”在他下面做事的人就苦了，“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所以张幕无人才，辜鸿铭无非一怪人，陈衍只会做诗，梁鼎芬一无节行之徒。像这样的一个大员，确是狂傲文人本色，还是去做一个词臣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