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要他上疏建言，因台湾远离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能血脉畅通，才可以防外安内，不然列强总会对台湾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请，但此事却因经费短绌而中止。转眼几年过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紧张，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运兵成为重要问题。在这军情紧急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就防务问题提供对策。到京后，刘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刘折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局势的演变和刘折的说理充分，清廷似为所动，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鸿章、刘坤一就此发表意见。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折，约四千言，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对修建铁路的最大阻力是"道义"、"传统"、"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自卫"或"意识形态证明"，论证现在修建铁路与中国古代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本质一样，目的都是以济不通、以利天下。如果现在不用火车，就如同早已用舟车的"中古"又放弃舟车回到茹毛饮血的荒蛮时代，必然要落后于人。针对顽固派一贯坚持的理论，即认为机器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强调机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机器能使人的心智由"拙"而"巧"、"朴"而"精"，既是一种"知识论"，但同时也含有肯定进步观念的价值观，他以此反驳机器使人心败坏的"道德论"，确有说服力。
然后，他再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铁路的"九利"，在这"九利"中，经济与军事是富国强兵最重要的。对这"九利"，他不吝文字，详细陈说，以期打动朝廷。具体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其实，刘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他当然明白，朝廷必然会担心修路经费和主权问题，所以直陈由于所需资金庞大，无论是官还是商，都难以凑集，只能向洋人借债。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订明一切招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且还规定不许洋人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款。他不仅提出了由名望甚高的淮军将领刘铭传主持修路，甚至提出可用淮军"勇丁帮同修筑"，可谓中国"铁道兵"的首倡者呢。
由于创修铁路于国计民生确实至关重要，且是李鸿章的多年心愿，所以一折书后他感到言犹未尽，同时又附上《议覆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对张家骧等反对者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反驳。张等认为，修铁路会使市镇繁华、民众富裕，因此会更加刺激列强侵略的野心。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们如果能自强、百姓富裕，"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相反，如果"我不能自强"、百姓贫穷，则国势更弱，将更受外人轻蔑、更易为外人侵凌。李鸿章顺势进一步论述了民富与国强的关系："盖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如果像张家骧等人那样因担心列强侵略"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其实未必能阻止列强的侵略；他甚至退一步说，即便这种百姓贫穷之法真能杜绝别人的侵略野心，"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对反对者提出的铁路将"有碍民间车马及往来行人，恐至拥挤磕碰，徒滋骚扰"的观点，他则不厌其详地描述了国人当时闻所未闻的铁路与普通道路交叉时的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旱桥"，即今天的"立交桥"之法，另一是"于两边设立栅门NE236望，火车将至则闭栅以止行人，俟火车既过，然后启之之法"。最后他情绪颇为激动地写道："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还鼓励朝廷说："臣于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
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如有人上奏指责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把修筑铁路说成是"为外国谋"，将改革者说成是汉奸、卖国贼，而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凭借一套具有"道德优势"，但实际虚假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话语打压革新者，是近代以来顽固派的惯用伎俩。实际上，正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真正误国害国的，其实正是这些顽固派。
还有反对者奏称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蠹民"的"邪说"。对铁路，还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看它是什么"性质"，这种传统，其实非常深厚呢！还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
洋务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刘坤一以圆滑著称，知道反对修铁路者力量强大，所以上奏时态度模棱两可，认为修与不修各有利弊，最后要求清廷饬令刘铭传再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作决定。
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中国近代化再次受挫，但李鸿章此折，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化思潮的重要文献之一。
摘自《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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