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开彬:美国大选与阶级、宗教与种族密不可分（二）

解读阶级的“困惑”

就最近出现的美国富人的分化问题，如被国内广为引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罗伯特·弗兰克的专栏文章，称一项对493个富豪家庭的调查发现，拥有100万～1000万美元财产的富人选民中，3／4以上的人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只有15％的人支持奥巴马。而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富豪”选民中，2／3的人支持奥巴马；只有1／3的“超富豪”选民支持麦凯恩。于是，就有袁晓明先生将此解读为“富人支持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陈文森先生将此解读为“阶级在美国大选中不是一个影响因素，在选举中谈论阶级很幼稚”，否定美国两党的选民阶级基础。

笔者在前文已经讨论了两党在社会医疗保障、工会与最低工资制度、对待商业与企业利益等方面的根本区别，表明民主党是代表中层和下层人民的利益，共和党是代表中上层社会群体的利益。那么，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对于“超富翁支持民主党”这个事实，什么样的解读更为合适呢？笔直认为，这个报道与本人前面的分析符合，总体上的富人仍然是大多数支持共和党的。一些超级大富豪支持民主党，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超级富豪已经衣食无忧，更关心国家与大多数百姓的利益，而不仅是个人利益，所以支持民主党；另一方面，正如一贯支持民主党的著名电影制片人和富翁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最近在CNN访谈中表示，更多的普通百姓利益得到保障，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强，也会对企业界和商业界有利。所以，超级富豪就是比小富豪们更有长远眼光，这也是他们能成为超级富豪的原因罢。而我们国内的一部分评论家，借此做出错误的解读，实在容易误导读者。

当然，陈文森们和袁晓明们可能就困惑了，既然这样，为什么共和党还能经常赢得大选呢？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广泛，应该经常赢得大选才对啊？其实，这与中下阶层选民对总统大选投票不感兴趣、不参与有关（有关投票意愿的统计数据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投票的可能性越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如全民医疗，从50年代初杜鲁门总统提出，至今两党轮流坐桩多年却仍然无法解决，对两党都失望所致），也与中间阶层中的部分人对共和党的支持相关。但是，他们对共和党的支持，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受共和党的宣传有关（如前面提及的共和党的宣传“全面医疗保障会降低医疗服务质量”、“工会和最低工资制度会导致利润下降、导致工人失业”、“增加商业课税会导致利润下降、导致失业”，使得一些拥有医疗保险的中下层选民担心，民主党实行全面医疗保障会损害自己现有的医疗服务，一些社会中低层选民担心自己失业，从而支持共和党），另一部分原因则与宗教和种族问题息息相关。

宗教因素

宗教派别在1960年代前曾是两党的主要不同点，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南部白人新教徒都坚定的支持民主党，而东北部的新教徒则支持共和党。这个分界线自1968年后基本消失了。但是，现在另一种和宗教有关的分界线也越来越明显，每周固定上教堂和信教比较虔诚的选民多支持共和党，那些仅偶尔上教堂或从不上教堂的则多支持民主党。大多数的福音教派和新教派选民支持共和党。美国犹太人传统上多支持民主党，但自从1980年代以来，出于共和党对传统保守价值的认同以及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多数犹太教徒多支持共和党。所以，在美国社会，出于宗教原因支持共和党的，也很普遍。今年4月初，奥巴马在旧金山参加一次竞选筹款活动时表示，很多美国工薪阶层，不能认识到社会问题与自身生存困境的根源，只好将沮丧和注意力转向宗教信仰与枪支爱好等活动，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这与马克思主义对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麻痹百姓的观点非常吻合。虽然奥巴马的这一席话招徕反对之声、以及他不得不出面澄清他的意图，但在宗教势力庞大、枪支爱好者众多的美国，他敢于发表如此言论，亦可看出他和很多民主党人左派的基本世界观。

在与宗教相关的社会事务立场上，共和党人大多支持基本教义派的观点，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主张通过立法进行禁止。而民主党，与他们自1960年代以来对民权运动的支持立场一致，对于堕胎这个议题，很多人倾向于中立开放立场。他们认为，妇女应该有选择堕胎与否的权利，无需政府和法律的干涉。在同性恋与同性婚姻问题上，民主党内部存在分歧，但多数人持中立态度，不积极支持同性婚姻，但同时也反对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如奥巴马就支持这种立场）。民主党在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上的开放态度，招致宗教保守势力和教徒的反对，使得他们成为共和党的支持者。如最近几天，就有宗教保守势力攻击奥巴马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立场是“支持同性婚姻”（其实奥巴马的立场是“反对同性婚姻，但也反对立法禁止同性婚姻”，与“支持同性婚姻”是不同的）。甚至还有宗教保守势力发布“2012年奥巴马政府下的美国来信”，号称“恐怖分子袭击了4个美国城市，苏联重新占领东欧，以色列被核弹攻击，同性婚姻在每个州都合法化”，以此号召教徒反对奥巴马（见美联社记者Eric Gorski 与Rachel Zoll 10月25日的文章“Christian Right Intensifies Attacks on Obama”-“基督教右派猛烈攻击奥巴马”）。

种族因素

在种族问题上，共和党在十九世纪中期成立之时，曾代表进步势力，反对南方奴隶制度的扩张。代表共和党的林肯于1860年当选总统后，主张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并对南方实行奴隶制度的分裂势力发动了内战。内战后，南方白人出于对共和党的怨恨情绪，使他们坚定支持民主党，南方也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在1964年之前，多数南方白人将民主党视为南方利益的同盟与捍卫者。

然而，从1964年开始，民主党在南方各州的地位出现彻底动摇。造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当时，越来越多的民主党领导人支持民权运动（特别是黑人和少数族裔权利保护），民主党对于民权议题的支持在民主党总统约翰逊于1964年签订“民权法案”时达到高潮。很多南方白人认为，这是对南方各州权利的干涉，使得民主党在南方传统的白人票源支持开始瓦解。同时，共和党在尼克松的领导下则开始实施南方战略，通过反对联邦政府干涉地方州权利为手段，寻求南方白人的支持。与此同时，自内战以来一直坚定支持共和党的黑人，从1930年代开始，由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的新政、福利与济贫政策，开始逐渐转向支持民主党。1960年代民主党特别是约翰逊总统对民权运动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转变。自1968年的选举开始，南方各州白人开始从支持民主党转而一边倒支持共和党，黑人则一边倒支持民主党，持续至今。由于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票制度，黑人数量少于白人，从此南方各州成为共和党的天下。

可以说，民主党自1960年代支持民权运动，虽然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进步（特别是黑人和妇女的解放运动），但却从此失去了众多的南方各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自1969年至2008年的四十年时间里，只有十二年的时间是由民主党执政（卡特在1977-1981年，克林顿在1993-2001年），与之前的1932-1968年的三十六年里只有八年由共和党执政形成极大反差。

结论

所以，美国的大选，与阶级、宗教、种族问题密切相关，这三大因素共同决定着美国大选的结局。这就如同一个多元回归统计模型，大选结果可以当作因变量，阶级、宗教与种族则是三个独立变量。任何单一独立变量都无法科学解释因变量（大选结果），同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独立变量，对大选结果的解释都会显得苍白片面；只有综合考虑三个独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才能看到一幅基本完整的美国大选图景 。当然，对不同的时期，也应该加入第四个独立变量，即竞选前的经济景气状况，限于篇幅，这一点不属本文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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