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澳亚基金的“朱永强时代”：A面高光与B面隐忧

文/任晖

9月5日，信达澳亚基金正式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宣告总经理朱永强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于9月5日离任，公司副总经理方敬将暂时代理总经理一职，接过管理接力棒。

在朱永强执掌信达澳亚基金的5年多时间里，公司在经营层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管理规模一度突破千亿元，增幅超10倍。

但与此同时，他的任期内也绕不开诸多争议，例如高位密集发基金导致不少投资者亏损严重、“嫡系接班”加人事频繁变动引发公司治理疑虑，再加上“老鼠仓”这类合规风险，让信达澳亚基金处在舆论关注的风口上。

（一）A面高光：5年规模翻10倍，营收净利翻倍涨

信达澳亚基金成立于2006年6月5日，在朱永强上任前，公司长期保持“稳健佛系”的运营风格，不过由于投资业绩长期处于行业中等偏上水平，因此也获得投资者颇多好感。

来源：Wind

2019年12月朱永强接掌后，信达澳亚基金开启“规模扩张模式”。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末，公司管理总规模仅127.6亿元；而到2025年二季度末，这一规模已攀升至1030.06亿元，期间最高规模更是一度达到1374.51亿元，较朱永强上任初期增长约10倍，实现了从“中小型基金公司”到“千亿级阵营”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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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激增直接带动公司盈利能力大幅改善。财务数据显示，信达澳亚基金2019年营业收入仅1.14亿元，2024年已增至6.44亿元，5年间增幅达4.6倍；净利润表现更为亮眼，2019年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净利润为-0.9亿元，2024年则实现盈利1.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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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到的是，从数据层面上，信达澳亚基金过去几年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强势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近些年来批量发行基金。

据Wind数据显示，信达澳亚基金在2020-2024年期间，发行的基金数量分别为5只、13只、10只、17只和13只，累计发行基金59只，合计募集资金718.67亿元。

在2007-2019年的13年间，公司累计募资仅156.12亿元，近5年的募资规模是过去13年总和的4.6倍。

（二）B面隐忧：透支信誉，投资者用脚投票

尽管规模与营收数据亮眼，但信达澳亚基金在扩张过程中埋下的风险逐渐暴露，“好发不好做”的牛市基金魔咒再度显现。

同时，在2021-2022年市场环境明显恶化的背景下，信达澳亚基金仍维持高强度发行节奏，最终导致“三输”局面：对公司而言，长期信誉受损，业绩后续增长乏力；对基金经理而言，规模激增带来的管理压力导致操作变形；对投资者而言，高位申购的基金持续亏损，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信达澳亚基金混合型基金规模，来源：Wind，时间：截至2025年2季度

以公司重点发力的混合型基金为例，规模与数量的“反向走势”凸显投资者的不满。Wind数据显示，2022年年中，信达澳亚基金拥有31只混合型基金，合计规模约487.22亿元；截至2025年中，公司混合型基金数量增至52只（增加19只），但合计规模仅剩266.93亿元，较2022年中期近乎“腰斩”，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赎回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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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即便近一年公司权益基金业绩出现大幅反弹，也未能挽回投资者信心。数据显示，混合型基金在近3个季度仍遭遇大规模赎回，规模持续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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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规模的迅速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公司盈利能力下滑：2022-2024年，信达澳亚基金净利润分别为2.13亿元、1.74亿元、1.01亿元，呈逐年下降趋势；2025年上半年，公司净利润仅0.04亿元，盈利能力近乎“停滞”。

（3）冯明远规模翻10倍后，业绩掉了队

对于基金经理来说，由于在高位发行了大量基金，面临着巨大的管理难度和业绩压力，体现最为明显的是信达澳亚基金的头牌基金经理冯明远。

来源：Wind

2019年年末，冯明远仅管理4只基金，合计规模39.36亿元；而到2021年年末，在公司密集发行新产品的推动下，其管理的基金数量增至9只，规模激增至410亿元，短短两年间规模膨胀超10倍，管理压力陡增。

更受市场争议的是，2021年年末，冯明远已显现“管理能力过载”迹象，且其重仓的新能源赛道已出现调整信号，但信达澳亚基金仍为其发行一只三年期基金，募集资金达50亿元；2022年一季度，冯明远管理的基金数量进一步增至10只，“竭泽而渔”的发行策略引发广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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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市场风格切换与新能源赛道回调，导致冯明远管理的基金业绩直接大幅滑坡：2022年，其多数基金亏损幅度约30%；2023年，亏损幅度仍超10%。其中，信澳智远三年持有期基金成立至今最大回撤达56.6%，信澳领先智选基金成立至今最大回撤更是高达61%。

由于这些基金多为次新基金，高位申购的投资者几乎全程承受亏损，投资体验极差。

2023年起，信达澳亚基金开始为冯明远“减负”，相继让其卸任5只基金（加上2022年卸任的1只），管理的基金数量从10只降至4只，这一卸任规模在全行业也较为罕见。

值得肯定的是，冯明远卸任的6只基金中，多数处于盈利状态，仅信澳星奕A小幅亏损1.38%，而亏损较为严重的产品仍由其继续管理，也算是给持有人一个交代。

（4）嫡系接班与高管“大换血”

当前暂代信达澳亚基金总经理的方敬，被视为朱永强的“嫡系”，两人职业履历存在明显交集，关联深度显著。

资料来源：Wind、混业风云整理

从关键时间线来看，朱永强于2019年12月“空降”信达澳亚基金，并于当月31日正式出任总经理。仅8个月后，方敬便从前海开源基金离职，加入信达澳亚基金。同期加盟的还有前海开源原产品总监鲁力以及魏庆孔。鲁力在信达澳亚历任产品创新部、基础设施和不动产部及运营管理总部总监；魏庆孔则于2021年11月起担任副总经理，分管市场、机构和互金销售，后于2025年5月转任首席市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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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海开源系”嫡系班底稳定形成对比的是，信达澳亚基金近一年高管层经历了密集调整，涉及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等关键岗位。

2024年10月：冯明远因工作安排离任副总经理，转任首席投资官，公司对外称调整目的为“让其专注权益投资”。

2024年11月：知名基金经理李淑彦因“老鼠仓”问题（此前已被四川证监局罚没154余万元），以“个人原因”离任副总经理，同时卸任所有基金经理职务。2025年3月21日：督察长黄晖因退休离任，该职位由余源志接管。资料显示，余源志履历丰富，曾任职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广东品睿律师事务所、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具备监管与法律背景。2025年4月1日：宋加旺因工作安排离任副总经理，转任固收首席投资官；同日，公司任命从鑫元基金引进的张丽洁为新任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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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8日：副总经理王建华因个人原因离任。资料显示，王建华于2021年2月加入信达澳亚，3月即被任命为副总经理并分管固定收益部，任职期间曾管理3只公募产品，但3年多任期内，这3只基金的任职回报均为负收益，最高亏损达36.93%。

在高管层人事密集调整的同时，信达澳亚基金的基金经理团队也出现明显动荡，人员流动性显著上升。据Wind数据统计，近一年信达澳亚基金有多位基金经理离任，其中包括是星涛、王兰、张琦、宋东旭、王建华、李淑彦、沈莉以及李丛文等。

值得一提的是，信达澳亚基金在投研人才建设上，长期倾向于从中小基金公司挖掘人员，试图通过外部引进快速补齐团队实力。但从实际业绩反馈来看，这一策略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例如是星涛、沈莉、宋东旭等从中小基金引进的基金经理，在其任职信达澳亚期间，所管理的产品均未交出理想业绩。

更值得关注的是，公司近年挖掘的外部人才，在质量上也存在明显争议。以最近从华泰柏瑞基金引进的李晓西为例，其过往长期业绩表现糟糕，但入职信达澳亚后仍被委以重任，不仅当前管理着多只基金产品，还成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更被提拔至副总经理岗位。

整体来看，这种 “挖人却难出业绩” 的现状，既暴露了信达澳亚在投研人才筛选标准、内部培养体系及人员留存机制上的不足，也反映出公司现有投研体系与外部引进人才的适配性存在明显问题。

（5）投资总监任内被查“老鼠仓”频发风控遭质疑

除了经营和人事问题，朱永强任期内发生的“老鼠仓”案件，也让信达澳亚的合规形象打了折扣。

2024年11月27日，四川证监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曝光信达澳亚基金原副总经理李淑彦存在“泄露未公开信息、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的违法行为，对其作出“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没合计154.29万元”的处罚。

监管处罚公布两天后（11月29日），信达澳亚基金公告李淑彦因“个人原因”离任副总经理并卸任全部产品。公司虽试图淡化事件影响，但仍引发市场对其合规管理的广泛质疑。

罚单落地时，李淑彦不仅是6只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还是信达澳亚基金的副总经理，分管专户投资部，同时兼任权益投资部研究咨询部总监。两天之后（11月29日），李淑彦火速卸任旗下所有在管基金，离开了信达澳亚基金。

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信达澳亚基金首次出现“老鼠仓”。2018年2月，公司前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王战强就因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被查处。

经查，2009年3月至2015年6月期间，王战强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其妻子操作他人账户违法买卖股票73只，成交额7834.63万元，非法获利456.55万元。最终王战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0万元；其妻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50万元。

六年间两起“老鼠仓”案件，均涉及公司核心投研高管，暴露出信达澳亚基金在合规与内控体系建设上存在持续缺陷。

参考资料：

1、《信达澳亚基金朱永强到龄退休！嫡系接班人方敬会否“萧规曹随”？》混业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