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按语：前一专栏文章中，除了生产方面改革推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外，讨论了生产增长的需求可能性边界。从今天起分析改革与经济体系稳定的关系。笔者想论述的是，如果土地房屋为二元的非资产和资产分两部分维持现状不变，未来高负债老龄化经济发展模式中，金融体系崩盘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及时推进农村住宅和城乡土地资产化并轨改革，则可以避免风险的爆发。今天的部分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十四。
笔者对二元体制的阶段、内容和任务进行了划分：一是从阶段方面看，1978年到1999年是计划向市场发育生长的生产力释放阶段；2000年到2021年重点是城镇住宅全部和城乡土地大规模市场化和资产化的阶段。二是从内容方面看，市场化改革的开端是产品到商品的转变；其次是要素从过去的计划定价和分配，转变为由市场交易进行配置。三是从市场化改革的内容和任务看，改革到了全部生产要素和土地房屋最终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并轨和完善的阶段；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还在中途，未完成；农村住宅和城乡相当多的土地从资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向市场化资产改革，正处于预热和启动阶段（周天勇，2022）。
不同阶段、内容和任务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形成影响货币供应及其周转速度的重要经济体制基础，本文分别从1978—1996年和1997—2021年两个阶段进行货币分析。1978—1996年，体制转轨不同程度地完成了产品市场化销售及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国民经济进入了商品化、市场化和货币深化的阶段。首先，城乡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二元体制转轨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农村从集体生产、计划种植、低价征购转变为农户承包和生产多样化，一部分产品由农户到农贸市场上自由交易，这实际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而20世纪80年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和工业流动，使过去集体生产挣工分年终实物分配或家庭承包经营后少量劳动产品市场化出售的劳动力，彻底和大规模地转变为工资性分配，劳动力被要素化和货币化（易纲，2004）。1978—1996年，农村总就业劳动力中非农就业比例从7.57%提高到28.98%，在乡镇企业中工作领取货币工资的劳动力数量占农村总就业比例从6.00%上升到12.14%，乡镇企业增加值规模从208.32亿元增至17659亿元；而城镇取得货币收入就业劳动力占城乡总就业的比例从23.69%上升到28.89%。
其次，城镇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使产品和要素商品化、市场化和货币化。具体表现为：一是过去的资源和产品的计划生产、统购统销、定量分配和行政定价，逐步改革为以需定产、横向交易、市场分配和供求定价，交易离不开货币的价格、中介、结算、储备等功能，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国民经济市场化，这实际就是货币更加深化的过程。二是除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的工资分配外，改革开放后城镇企业先是实行计件等业绩制工资奖金分配改革，并不断提高过去多年未动的职工工资，后来劳动力计划招工被逐步废除，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双向选择，劳动力要素配置逐步市场化，其分配则更加货币化。三是20世纪80年代初，城镇和工业中资金无偿划拨转变为资本有偿使用，借贷性银行得到恢复；从90年代初开始，上海、深圳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和期货等市场相继建立，可进行外汇、股票、期货、债券的结算、储备、发行和交易。从1980年到90年代前中期，劳动力资源和资金逐步被要素化、资本化、货币化和市场化。
当然，20世纪的后20年中，除GDP增长和其他原因使货币供应增加及其周转速度下降外，通货膨胀也是货币供应增加的重要原因。1980年、1985—1989年、1992—1996年发生了波幅分别为7.50%、6.50%—18.80%、6.40%—24.10%的严重和奔腾的通货膨胀，1980—1996年，由于消费品及其连带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按照各年GDP的周转速度，M2多供应了36431亿元。
最为重要的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产品商品化通过货币交易、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市场化配置、劳动与现金互换、劳动所得工资性发放等措施使国民经济货币深化。如图1所示，1979—1996年，货币供应规模从1458亿元增至76095亿元。改革伴随着项目投资建设活动的增多，企业和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国民经济的资本积累和渗透也在深化。进而使货币周转速度先是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1979—1989年从2.81次/年降到1.35次/年；后在资本市场建立到汇率市场化改革的1990—1997年从1.24次/年降到0.94次/年，此期间未大规模进行土地有偿使用和住宅商品。假如不再有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若仅是GDP生产的国民经济，货币周转速度最后可能将稳定在常数1上。
如下图2所示，1997—2021年，GDP和M2余额分别从79715亿元和90995亿元增至1143670亿元和2383000亿元，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59%、居民消费物价年平均上涨率为1.9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年平均上涨率为2.35%，但M2余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86%。从数据计算可以看出，周转速度从1997年的1.01次/年降低到了0.48次/年。此外，2021年单位名义GDP需供应的货币数量是1997年单位名义GDP的196%。即后期GDP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且速度放缓，过多的货币投放未引起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价格低迷，成为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费雪悖论。
其实，在二元体制转轨方面，中国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有两项重大改革：（1）工商建设用地供给方式改革。90年代初开始对外资工商用地探索有偿使用，90年代中期到2004年进行协议出让，在这之后工商建设用地进行招标、挂牌和拍卖出让。（2）城镇住宅分配体制改革。在1998—2000年的三年间完成了城镇居民住宅存量的商品化改革，对城镇居民增量住宅需求从无偿分配改为支付货币购买。其实，就是针对一部分非市场资源、生活和生产资料性土地，将城镇住宅作为生活资料的无价格住宅向有偿使用、有价格、可交易和可抵押的资产改革。需指出的是，无论是城镇存量住宅从无价格生活资料性住宅向可交易住宅转变，还是农村土地向城镇工商和住宅建设用地市场转移，只要发生交易，都是一种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因此，交易对货币供应的需求强度很大。
1997—2021年，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等债务余额从88806.53亿元增至326万亿元，债务余额/GDP从102.02%上升到285%，债务余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43%。其中，与政府土地出让及公共工程建设、房地产企业开发和居民购买住宅有关的三大类债务规模分别从16837.98亿元（2005商用建设用地全面招拍挂元年）、19032.10亿元（2000所有城镇住宅由房地产开发商建设销售元年）和1248.36亿元（1998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元年），增至2021年的507800亿元（显性债务304700亿元，隐性债务203100亿元）、937043.72亿元和383200亿元。其中各自占总债务的比例分别从6.26%、13.98%和1.74%上升到15.58%、28.75%和11.76%。
总结这一小结并提出问题：（1）1978到1996年，多供应的货币主要分布领域在产品市场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然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商品、市场化和货币化过程中，商品从较低价格逐步地上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重要的是，改革和发展使劳动者可选择的工作领域多了，城镇和工业就业的增长及其领域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包括农民外出务工，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方面平衡了消费物价的上涨。（2）前面已述，1997到2021年，在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物价年平均上涨率仅为1.9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年平均上涨率也为2.35%。多供应的货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的消费品物价上涨反而后期持续低迷？后面的专栏文章中将继续探讨。
转摘于周天勇.《货币供应:二元体制改革与高负债经济的金融稳定》.《学习与探索》.2022（6），文字有所增补。
参考文献：
周天勇.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J].探索与争鸣,2022,(5):88-101.
易纲.中国的货币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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