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杜丽娟 北京报道
“目前社会总体结构格局还是金字塔型，未来如何把下面的底座逐渐收敛，进而打造成一个橄榄型社会，需要我们长期努力。橄榄两端的尖部总是会存在的，但中间部分应该让它更充分地壮大起来。所以，中国的共同富裕应该理解为理论上所说无限趋近的过程。”
11月9日，在《中国经营报》主办，中经未来承办的2021年第十九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作如上发言。
贾康表示，中央会议多次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导向的富裕，这表明，科学而理性地认识把握非常必要，共同富裕的优化推进和现代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配套改革，必须融为一体。
长期发展目标
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此背景下，贾康认为，目前中央的指导思想非常清楚，目的就是要加大力度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既承接了改革开放富民政策的思路，又与当前已明确的“新的两步走”实现现代化中国梦的战略部署相呼应。
今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上，如何扎实促进共同富裕成为重要的会议内容之一。
作为中央高级别会议，其释放的信号也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此次会议对共同富裕的表述在过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概念之外，特别强调了第三次分配，并明确了三次分配作为系统工程的总体指导方针是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贾康说。
贾康表示，三次分配在时间上其实是共同存在的，但在逻辑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首先有初次分配，继而有再分配，再往后才有三次分配。
他进一步解释，初次分配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把蛋糕做大，这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大前提。第二次分配简称再分配，这个过程政府的作用有所凸显，要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政府适当地把收入分配的差异化程度向下加以调整。
“直接税在再分配过程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相关的调整，高收入群体要让渡一部分初次分配已经拿到的收入来充实国库支持转移支付，这样以规范的方式抽肥而补瘦。”贾康说。
结合国际经验，第三次分配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可知有共性也有差异化特征。仍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第三次分配的进步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之后，第三次分配必须注重和遵循自愿原则，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主要是引领和鼓励，比如基于税收的优惠和制约，政府可以对一些社会上的非政府主体引导他们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橄榄型社会结构
在贾康看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对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突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分配方式。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引出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过程。此后，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一些区域、社会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包括非公有制企业主体、个体工商户等逐渐先富起来。
然而，鼓励先富决不是要单向地扩大贫富差距，而是要合乎客观规律地通过部分地区、部分人的先富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这一共同富裕逻辑思路被中央不断重申。
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谈及共同富裕议题时表示，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贾康认为，中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这也意味着，要推进共同富裕，政策理性所必须依托的制度创新非常关键。
“制度创新是推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只有制度创新才能打开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潜力空间，一个大前提就是要推进财税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重头戏之一是直接税改革，其中房地产税改革首当其冲，目前中央对一些重要的改革操作性内容的指导也越来越清晰。”贾康说。
在他看来，橄榄型社会结构取向下，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制度创新带出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同时要把制度变革和政策优化进行有效融合，以做大蛋糕带出分好蛋糕，久久为功。
这也说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决不是权宜之计或短期方针，而是百年大计和根本国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责任编辑：
杨斌_NF4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