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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我们以前讨论过市场的功能与政府的功能，但还有这两者的相对大小的问题，包括政府支出应该多少等问题。多数经济学者，尤其是比较右倾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应该实行“大社会、小政府”的原则，除了保护产权与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必要公共物品，政府的管制与支出，越小越好。
这种观点大致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私人支出是用自己的钱，人们会自己节约；政府支出是用公家的钱，会有很多浪费与没有效率的地方，政府越管越糟糕，像张维迎说的，政府无论怎样做，都不能做好。第二，政府支出的钱来自税收，而税收除了行政成本，还有经济学者更加重视的扭曲人们的选择的，或打击人们生产激励的超额成本。征税100亿元，对经济造成的成本不是100亿元，而是130亿元，约有30%的超额成本。
这两个原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却有许多经济学者忽视的许多其他因素，大致超额抵消上述两个因素，使许多情形，是恰当地增加公共支出，更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些造成私人消费的无效性的因素。下一两篇文章，我们会讨论为何经济学者高估公共支出的成本，与一些不但没有超额成本，反而有负的超额成本，或有超额利益，甚至完全没有成本的税收。征税100亿元，对经济造成的成本不是130亿元，而是低于100亿元，甚至是0元。
不能否认，在温饱与小康之前，尤其是在衣食住行等必需品上，足够的消费是非常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的。不过，在温饱与小康之后，大致而言，尤其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更多的私人消费，并不能够明显地增加快乐。既然快乐才是最终目的，如果私人消费已经不能增加快乐。减少私人消费的公共支出，也许用金钱来衡量是昂贵的，但是用快乐来衡量却很划算。因为快乐，而不是金钱，才是我们生活的终极目标，用金钱而不是快乐来衡量公共支出的作用，过高地估计了其最终的成本。(关于在转型中的国家公共支出与快乐的正关系，见Perovic& Golem 2010。)
为何人们依然追逐金钱？私人消费的无效率
如果更多的收入不能提高快乐，为何人们依然忙碌于对金钱的追逐？这可以用以下各种原因来解释：（a）环境破坏效应，（b）相对收入或相对消费效应，（c）对适应效应估计不足，关于这点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d）非理性物质偏见。前两者是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和现有的经济学一致，但是并没有被大多数经济学者充分强调。后两者则需要对经济学进行拓展，使之超越现有的生产和偏好框架（对此，Ng 2003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环境效应
对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会通过投入使用而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产生严重的破坏（包括不同形式的污染、堵塞、乱砍乱伐等）。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根据对这些环境破坏效应所带来社会成本的估计而征收相应的税款。然而这一点大体上来讲这没有做到，至少做的还不够充分。尽管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制定了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但从全球水平来看，由于环境破坏具有的重要的全球性特征，国家性的措施明显不足。生产与消费对环境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于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过度的消费和生产。
相对收入效应
相对收入（个人收入相对于他人的收入）的重要性早就毋庸质疑，并且从Rae(1834) 和Veblen（1899）到Frank（1999）一直被经济学者们讨论着。然而，最近的研究揭示了相对地位（相对于绝对地位）的重要性甚至达到了一种令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难以致信的程度。例如，学者发现，收入对快乐仅具有微弱影响，而收入的比较却对快乐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如：Clark和Oswald 1996）。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卫生保健领域的。人们可能会预期相对地位的重要性在这一领域是很小的，而绝对地位的重要性则占据上风。但是，即使是在卫生保健方面，相对地位也比绝对地位更为重要（Wilkinson 1997）。那些相对较穷的人，尽管具有更高的绝对收入和更好的医疗保健，其健康状况却比绝对收入较低但是相对收入较高的人更差[1]。
对于个人而言，收入的增加会同时提高她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水平。因此，收入的增加会被看作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孩子的朋友或同学都有昂贵的生日礼物，你也不得不给你的孩子也买一个昂贵的。如果你的朋友们都拥有了豪华的汽车，你对自己那辆普通汽车的满意度就会下降。因此，个人的最优化再一次导致了过度的消费与生产。
相对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对它的追求可能会达到一种非理性的程度，可以用生物学的进化论来解释。在动物群体（直到人类的近亲智人）中，处于最高地位的雄性拥有和群体中所有适龄雌性交配的机会。由于相互竞争，你要获得能够与异性交配的机会，单单优秀还不够，还要能够胜过对方。
过度的物质主义倾向
大多数人们都知道动物，例如老鼠、松鼠、蚂蚁和蜜蜂等，会本能地储存食物。显然，食物的储存提高了动物生存和繁殖的适应性，因为它降低了死于饥饿的概率。类似地，人类也有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储物本能。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这体现为人们对金钱不知厌倦的追求，甚至牺牲了对快乐更为重要的东西，例如友谊、家庭和自由，而达到了减低人们福祉的程度。虽然人类的确是地球上最理性的生物，但是我们仍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部分是因为设计（在遗传基因上）实现完全理性的成本过高，部分则是因为进化主要取决于物种的适生性而非其福祉（Ng, 1995, 1996）。
我们是在一个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中成长的。在这种社会中，商业广告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激励着我们去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很多广告活动不但造成过度的消费，更给人们带来了不快乐。正如某大型商业机构的一个最高层管理者所承认的那样，“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妇女们对其所拥有的感到不快乐”（引用自Walsh & Gillespie 1990, 第5页）。之所以存在过度的着重消费的倾向，是因为人们只能通过卖出商品或服务来获取利润，而不是通过出售闲暇或快乐。我们的累积本能和商业广告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强烈的过度物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进一步和相对消费效应相结合，最终导致过度的消费。
我们在下一星期要讨论经济学者对公共支出的成本的过高估计。征收一百亿元的收入或消费税，对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多少？读者们，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文献
Clark, A. E., & Oswald, A. J. (1996).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income. Journal of publiceconomics, 61(3), 359-381.
FRANK, R. H. (1999). LuxuryFever: Why Money Fails to Satisfy in an Era of Excess. New York: The FreePress.
NG, Yew-Kwang (1995).Towards welfare biolog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of animal consciousness andsuffering, Biology and Philosophy,10: 255-285.
NG, Yew-Kwang (1996).Complex niches favour rational species. Journalof Theoretical Biology, 179: 303–311.
NG, Yew-Kwang (2003).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 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SocialChoice and Welfare,20(2): 307-350.
PEROVIC, Lena M. &GOLEM, Sivia(2010). Investigating macroeconomic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intransitioncountries: How important i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Eastern EuropeanEconomics,48(4): 59–75.
RAE, J. (1834). New Principlesof Political Economy. Reprinted as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Capital:Being a Complete Reprint of the New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05,The Macmillan Company.
TREMBLAY, L. &SCHULTS, W. (1999). Relative reward preference in primate orbitofrontal cortex.Nature, 398: 704–708.
VEBLEN, T. (1899). The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acmillan.
WALSH, D. &GILLESPIE, A. (1990). Designer Kids: Consumerism and Competition: When Is ItAll Too Much? Minneapolis, MN: Deaconess Press.
WATANABE, M. (1999).Neurobiology: Attraction is relative not absolute. Nature 398: 661–663.
WILKINSON, R. G. (1997). Health inequalities: Relative or absolutematerial standard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4 (22): 591–595.
[1]关于偏好相对性的神经学上的直接证据，请参考Tremblay和Schultz(1999)，以及Watanabe (1999).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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