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该警惕生育率"跌跌不休"

（原标题：“已跌破警戒线”，该警惕生育率“跌跌不休”）

我国的人口总量即将从增长型进入下降型的转折期。当此之时，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已迫在眉睫。

▲图源：新京报网

文|何亚福

近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中，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他提出，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消息一出，立马引发广泛解读。“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意味着什么？“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都不乏讨论价值。

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会衰减

总和生育率，可以通俗理解为平均一对夫妇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在现代社会，生育率达到2.1，则称为达到更替水平，也就是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人口数量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

如果生育率低于1.5，则是跌破警戒线——因为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回升。

以日本为例，日本总和生育率在1995年跌破1.5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了，尽管日本在这25年里一直大力鼓励生育，但总和生育率一直没能回升到1.5以上。

2019年12月26日，是任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

根据我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的生育率为1.22，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的生育率为1.33，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的生育率为1.18，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的生育率仅为1.05。

即便考虑可能存在的漏报及误差，实际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5。

2016年和2017年，由于存在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我国的生育率一度超过1.5。但我国在2018年和2019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已经跌破警戒线。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2018年和2019年我国的生育率仍然接近1.5，但这是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的情况下，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我国的生育率在2018年和2019年仅为1.1至1.2之间。

由于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在“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大概率会趋于结束。届时我国的生育率很可能就在1.1至1.2之间，比1.5的警戒线低得多。

值得一说的是，只有在新出生人口当中，一孩数量多于二孩数量时，二孩生育堆积效应才趋于结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和2019年的出生人口中，二孩数量都是多于一孩数量，所以可以判断这两年仍然存在二孩生育堆积效应。

▲图源：新京报网

结婚率走低，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率持续走低，结婚对数近年首次跌破1000万对，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2013年我国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346.9万对，其后六年连续减少。其中2019年比2018年减少了66.8万对。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跌破1000万对。

此外，由于抚养孩子的成本过高等原因，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也是目前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

但现在看，实际生育率远低于生育意愿。毕竟，从“心动”到“行动”之间还有段距离，有些夫妇可能错过了生育期，还有些职场女性会担心生孩子影响职业晋升。

这不是国内独有的景象。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但日本这些年的实际生育率均低于1.5。

该怎么应对人口发展“关键转折期”

从2017年至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由于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及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减弱等原因，未来几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仍将逐年下降。

随着出生人口进入下降通道，我国的总人口在未来几年也将进入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量即将从增长型进入下降型的转折期。

一旦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未来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扭转负增长趋势。因为要扭转人口负增长趋势，意味着生育率要提升到2.1以上。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来看，未来即使鼓励生育，也很难把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

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以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政策建议，无疑来得很及时——在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的当下，确实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以提升我国的生育率。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无疑内含了生育政策继续放开的倾向，取消那些过严的生育限制性措施，对非婚生育等情况采取更包容性的态度等。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需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3岁以下孩子的入托率，着力解决双职工家庭生儿育女的后顾之忧；给予多孩家庭减税，可减轻育龄家庭的养育成本。

要而言之，只有全盘性考虑、前瞻性部署与系统性应对，站在新人口红利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高度上统筹施策，才能更好地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

而随着我国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这样的统筹施策、科学应对，显然已箭在弦上。

□何亚福（人口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