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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37 政府的功能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讨论了市场调节经济，提高效率的功能。现在，我们来讨论政府的功能。
关于主要应该是选择市场还是政府，或各自应该用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同学派与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例如，2014年七月，在纪念杨小凯去世10周年的复旦大学会议中，关于市场与政府的效率，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著名经济学家针锋相对地争论。
张维迎对思想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的强调，显然是正确与重要的，但他说政府无论怎么做都做不好的看法，显然也是极端的。（顺便介绍，他2014年在中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连载完的论述中国前途的文章，很值得细读）。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95%做对了，也有些夸大。我当时坐在他们两人之间，看法也是在中间，不过，林毅夫认为我比较接近他。我认为在中国，像其他国家，市场与政府都做得不够完善。
另一方面，对环保、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等市场难以为力的许多地方，政府虽然有很多作为，近年也有很大的进展，但依然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说林毅夫与张维迎这两位的观点都不可能错得太厉害，那么我的中间立场大概是比较正确的！哈哈！
对于市场经济，政府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产权的保护，使人们有信心从事投资、生产与交换等。如果没有产权，或保护的有效性很低，你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卖出，就被人偷掉了，你就没有很高的激励进行生产。这种对产权的保护，很难由市场自己有效地提供。你可以雇佣保镖、守卫等。但如何确保你的这些雇员，不会也偷掉你的东西呢？
其次，如果每个生产者都需要雇佣守卫等，成本会非常高。不如由整个社会来提供对人身安全与财产产权的有效保护的整个制度，包括警察、法官、政府部门等，使所有人的权利都得到保护。这使产权的保护，成为公共物品。如果扩大到超越本国的范围，还有国防和外交等方面，也都需要政府来提供。原因是，这些更是公共物品，在消费上没有竞争性，你的消费，不减少他人的消费。因此不适合用定价的方式，向消费者收费。
除了提供产权的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政府的功能也包括提供一些市场不能或很难以低成本提供的东西，例如基础设施。这些物品，有半公共物品的性质，也经常有规模经济或报酬递增，如果由私人提供，容易形成垄断。
政府其他方面的功能，可以从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内容看出。这个定理论述：当一个市场经济不存在任何垄断力量（每个消费者与生产者都不能够独自显著地影响价格），又不存在无知和像污染等外部作用等复杂因素时，完全竞争的全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
从这个定理，可以看出，政府的一个功能应该是处理污染等环保的问题。从这个定理，也可以看出，政府的另外一个功能是，避免人为垄断力量的形成，像生产者或供给者联合成为卡特尔（cartel）,使他们可以提高价格而获取超额利润。像美国有反托拉斯法律，澳大利亚有反限制贸易的法律等，都是为了避免人为的垄断。不过，像我们在上一次的文章所讨论过的，如果垄断力量是由于创新而来，其超额利润是对创新的回报，长期而言是有利的。因此，各国也有让创新者有例如25年的专利的法律。更广泛地说，除了避免人为垄断，也须要避免特权与权力的滥用。
从上述定理，也可以看出，既然这定理只讲市场经济的效率，并没有讲平等的问题，因此，如果不平等的程度很高，政府也可能须要处理。
除了上面说的，根据实际市场经济的表现，我们也可以提出政府的另外一项功能。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很大的波动，包括宏观的，整个经济的大致周期性的商业循环，和微观的个别物品价格的激烈变动。这些波动或变动，往往又是没有理性根据的，这是市场受到人们一些不完全理性的因素，包括羊群效应等，而造成的过分反应。
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的一些经济问题引起的，因此，美元应该下跌，而不是上升，但危机发生后，美元却大量上升。大概是人们习惯性地与错误地，还是把美元认为是避风港。这个错误，到很多个月后才被纠正过来。相反地，当时经济没有问题的澳大利亚，在2008年中，澳元的价值曾经高达98.5美分，而到危机后的2008年底，跌到低于61美分，后来又涨到超过110美分。现在（2020年10月5日）是约72美分。
当澳元于2008年10月28日，跌到65美分多时，金融界巨头彭博（Bloomberg）报道，‘RBC建议，当澳元[跌到]低于63.36美分时，卖澳元，目标是[澳元]继续跌到55美分。如果澳元上升到67.9美分时，人们应该放弃这个赌博[即建议买回澳元]’。同一天的彭博报道说，‘Goldman Sachs的分析师说，澳元如果跌到63.3美分，可能表明会继续跌到47.75美分’。请注意，上述建议是，当澳元跌到很低的水平时，建议卖，而不是买澳元。这种建议，当然增加价格的波动程度。
这些报道使我想起约40多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大概三十多岁，有一次与几个人聊天，谈到买卖股票等投资的问题。某甲说，“他们是用百分之十的法则的！”某乙问，“什么是百分之十的法则？”我当时虽然没有金融方面的学识与经验，但年轻自负，自以为可以举零反万，不等某甲回答，就说，“所谓百分之十的法则，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某个公司的股票值得100元，当它跌到90元时，你就买；当它涨到110元时，你就卖！”我当时说得斩钉截铁，说完，不但某乙点点头，某甲也点点头。
几个星期后，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投资上的 所谓“百分之十的法则”，赶快细读来证实我的正确性。读到的是：“所谓百分之十的法则，就是：当股市反复下跌，超过百分之十，表示熊市已经到来，应该赶快卖；当股市反复上涨，超过百分之十，表示牛市已经到来，应该赶快买！”这“百分之十的法则”，与我所说的是完全相反的！
既然金融界很多人用上述违反实质经济因素的，增加价格大涨大跌的法则，加上很多人的羊群效应，超越实质经济因素可以支持的涨跌，是不能排除的。不过，迟早会有一些有识之士又有经济能力的投资与投机者，看到市场价格的不合理性，乘低吸入。能够在低点买入而赚钱的人，一方面靠眼光、对风险的承担能力和意愿，一方面也是靠运气。
在微观或个别物品方面的价格激烈变动，也有著名的荷兰的郁金香、中国的君子兰、和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altic Dry Index）等事件。不过，市场在这方面虽然不尽理想，但政府干预是会改进还是改退呢？读者们，你们有没有自己的看法？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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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宇_NF6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