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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27 默认选项的重要性；选项增加，快乐未必增加
我们以前讨论了人们的一些不理性选择以及有关的轻推政策。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有关的问题，默认选项有多重要。
先从一个很简单的发现说起。通过关于法官对犯人的假释（parole）的申请的判决，心理学者（Gailliot等2007，Gailliot & Baumeister 2007）发现，当法官们是在饭后处理时，有65％的申请被批准；当他们是在饭前一两小时内处理时，批准率大大下降，下降到刚好饭前的0％。假释申请的判决的默认选项（default）是不批准，也就是说，除非决定批准，就是不批准。因此，当法官们肚子饿时，就没有心思去考虑是否应该批准，使不批准的默认选项成为决策。因此，当你要请求人家帮助或支持时，不要在他们空腹时进行。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有关因素，包括心情好、放松与酒后等都有助于你的请求（见如Forgas与East 2008）。
除了法官，还有一个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重要课题。许多国家让人们在驾车执照上，选择关于意外死亡时，人体器官的捐赠。有些国家是采用“选择参加”（opt-in）的方式，一个人必须签名填写愿意捐赠，意外死亡后才可以采用其器官；默认选项是不可以采用。有些国家是采用“选择不参加”(opt-out)的方式，一个人如果没有签名填写不愿意捐赠，意外死亡后就可以采用其器官；默认选项是可以采用。换句话说，有些国家的默认选项是不捐赠；有些国家的默认选项是捐赠。
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选项。然而，绝大多数人是根据默认选项，很少人选择填写与默认选项相反的选择。因此，文化类似的国家，由于默认选项的不同，愿意捐赠的百分比差别很大，例如在默认选项是捐赠的瑞典，捐赠率是86%，奥地利是接近100%；而在文化接近的，但默认选项是不捐赠的德国，捐赠率是很低的12%，丹麦是4%。[详见Johnson & Goldstein 2003。中国的情形，见黄元娜等（2018）。]
绝大多数人并不强烈反对捐赠，但也很少人强烈要求捐赠。因此就随默认选项，没有采取填写与默认选项不同的选择。不过，所有国家都很缺乏可以救人命的器官。因此，绝对应该把默认选项定为捐赠，以增加人体器官的供应。为何很多国家还没有这么做，这是我很不理解的。只要有足够的保障，不让人还没有死，就盗取器官，捐赠肯定是正确的选项。既然已经死了，能够救活他人，不是很好吗？
在澳大利亚, 并没有在驾车执照上让人们选择，而其默认选项是不捐赠。我虽然强烈支持捐赠，但由于开始时不知道必须填写，后来由于时间、拖延等原因，也等到约三十多年前才做了器官捐赠的注册。其实，不必在驾车执照上填写，所有国家应该采用所有人的默认选项都是捐赠。你不愿意，可以填写选择退出或不捐赠。你没有填写，就假定同意。这肯定是正确的做法。
还有一个要点是，在默认选项是捐赠的国家，或死者生前已经选择捐赠，他死后，有关负责人不应该再征求其家人的意见。很多国家的通常做法，是征求家人意见，并接受这意见。结果是很多家人选择不捐赠，使很多可以救活他人生命的器官白白浪费掉。如果我的家人去世，我不要人家来问我，是否可以截取其器官！你就静静地进行，不要让我来考虑这烦心的决定。这类决策，决策者的心理成本很大。社会应该自己决定。
实际上，不只是在器官的捐赠上，在其他所有选项上，如果有一个是专家与具有有关知识的多数人都同意是正确的选项，都应该在所有情形，尽量让它们成为默认选项。例如，对参加者和社会都有利的养老金计划，在默认选项是不参加的情形，很多工人没有选择参加。应该把默认选项改为参加。[关于不同的养老金的默认选项，见Berardi等（2018）。]
另外一个例子，全谷面包比白面包健康，卫生部应该规定，除非条件真的不允许，在公共食堂，尤其是学校食堂，应该供应全谷面包，并且把全谷面包列为默认选项。人们如果只是说要买面包，必须提供全谷面包，明言要买白面包，才可以提供白面包。
很多人可能认为全谷面包比较难吃。我提供一个经验。在1968年，我在读博时，出于健康的考量，从吃白面包转为吃全谷面包。起初真的觉得难吃，因为比较粗糙。在几个星期内，经常想是否要改回来吃白面包。为了健康，还是坚持吃。后来就习惯了。大约半年后，有一次买不到全谷面包，只好买白面包。一吃，觉得像啃面粉一样，一点好吃也没有，比全谷面包差多了。因此，如果你还没有改吃全谷面包，应该马上开始，并坚持。
可能也有人认为全谷面包比较贵。然而，它比较耐饱，以营养成分而言，应该比较便宜。而且全谷面包之所以比较贵，主要是因为吃的人还不多, 商店从进货到卖出的周转期比较长，因而成本比较高。如果规定所有学校以全谷面包为默认选项，以后吃的人多了，就不会贵了。
另外一个有关的问题是，有些特别情形，选项增加，快乐未必增加，而这与信息不够和选择的麻烦等因素无关。举一个特别的例子。在新加坡建国初期，1960年代中期，总理李光耀宣布，把一块坟墓用地征用为发展用途，人们必须把坟墓的尸骨另外处理。当然，政府没有给人们认为足够的赔偿。华人的传统，认为移动尸骨，是对祖先的大不敬，每人赔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都很可能不会被认为是足够的。不过，除了少数比较迷信的人，大家会同意，从社会的观点，发展是正确的决定。即使用投票，为了避免对祖先的大不敬，大概也不能够通过。像这种特殊决策，政府根据全社会的利益，自行决定，应该是正确的。【详见Ng（2019）。】
我们经常在小说、电影或电视节目，看到古代的穷人，父母死了，没有钱买棺材，孝子出售自己来安葬父母。如果法律不允许这种买卖，应该会增加孝子本人的福祉，虽然可能减少他的效用（代表偏好）。如果他能够选择，包括出售自己，那么他会为了没有做出这选择而不安。但如果法律禁止，他会认为是在他的能力或选择之外，就不会感到不安。像这样的情形，增加他可以选择出售自己的选项，反而可能减少他的福祉。不过，这些坟墓和卖身葬父的例子，比较特殊，不应该用在其他比较普通的情形。多数情形，应该尊重人们的选择，除非造成像污染等外部成本。
关于默认选项我们就讲到这里，也留一个思考题，中国有类似的现象或问题吗？或者说，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到吗？
文献
黄元娜,宋星云,邵洋,李纾,梁竹苑 (2018). 以小拨大：默认选项和反应模式效应助推中国器官捐献登记, 《心理学报》， 50（8）： 868-879。
BERARDI, Andrea and TEBALDI, Claudio and TROJANI, Fabio（2018）.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the design of the default option of a pan-European pension product.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4224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42243
FORGAS, Joseph P. & EAST, Rebekah (2008). On being happy and gullible: Mood effects on skepticism and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5): 1362–1367.
GAILLIOT, Matthew T. et al. (2007). Self –control relies on glucose as a limited energy source: Will power is more than a metaph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325-336.
GAILLIOT, Matthew T. & BAUMEISTER, Roy F. (2007). The physiology of willpower: Linking blood glucose to self-contro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4): 303-27.
JOHNSON, E. & GOLDSTEIN, D. (2003). Do defaults save lives? Science, 302: 1338-9.
NG, Yew-Kwang (2019). Markets and Morals: Justifying Kidney Sales and Legalizing Pro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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