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市场对特别国债期望过高 要敬畏赤字率提升

（原标题：高培勇： 市场对特别国债期望过高 对赤字率提升要心存敬畏）

不能一遇到疫情冲击，就直奔逆周期调节、直奔需求管理，忘了我们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当前对财政赤字提升的高度敬畏，以及对重大风险防范的重视，都是基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处在新的发展阶段。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海外疫情的蔓延，让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也给我国经济前景带来很大不确定性。综合研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预期目标做了适当调整，未设定具体GDP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CPI涨幅3.5%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无论是保住就业民生、实现脱贫目标，还是防范化解风险，都要有经济增长支撑，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与此同时，为了对冲疫情影响，宏观政策力度加大，像今年新发行的政府债券规模有望达到8.5万亿（较去年增长73%），货币政策方面明确要降准降息，推动利率下行等。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如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

市场对特别国债期望过高

《21世纪》：今年要新发行8.5万亿政府债券，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很大。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应对？

高培勇：要冷静客观地评估当前经济形势，不能在疫情冲击下，就又回到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今年1月份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我们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是三方面问题：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疫情负面冲击。

对于这三方面矛盾，需要对症下药。市场上之所以对“抗疫特别国债”等有很高的期待，在于把所有的矛盾，都当做需要扩大赤字、增发特别国债来加以应对。

在疫情冲击下，周期性矛盾在加剧，所以要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在疫情冲击下，结构性矛盾其实也更加凸显，这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政策应对精打细算

《21世纪》：所以宏观政策加大力度，主要是为了对冲疫情影响？

高培勇：我们目前看到的赤字在3.6%以上、地方专项债3.75万亿，以及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这些安排都是在原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安排的基础上，为了对冲疫情影响，进一步追加了政策力度。

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赤字率3.6%以上，同时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言下之意，我们增加赤字、增发特别国债，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疫情发生，我们不可能追加赤字，赤字率也不可能突破3%。

我觉得可以用“挤牙膏”来形容当前的政策应对：需要多少，挤多少；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政策应对不能拍脑袋，要精打细算。

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今年比去年多增的1万亿赤字规模，以及1万亿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要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六保”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

对赤字率提升要心存敬畏

《21世纪》：市场之所以有更高的预期，可能是因为欧美国家刺激政策力度空前。

高培勇：在疫情防控上，我们和欧美国家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同于欧美。

我们要搞清自己的状态，不能让今年的财政扩张来增添未来的财政基数。今年的财政支出增加，特别是抗疫方面追加的支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是一次性的，绝对不能变成常态。如果这样的财政扩张变成常态，意味着整个宏观税负会上升，甚至可能回归到减税降费之前。

像今年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虽然是纳入政府性基金管理，但也是作为一个特殊项目存在。这笔钱专门用于抗疫，随着疫情的结束，这笔预算就要消失，它不是常态化支出项目。

十八大以来，我们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不能一遇到疫情冲击，就直奔逆周期调节、直奔需求管理，忘了我们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当前对财政赤字提升的高度敬畏，以及对重大风险防范的重视，都是基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处在新的发展阶段。

货币政策方面的部署，虽然没有财政政策那么多，也释放出敬畏的信号。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但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这意味着新增的流动性不能转到股市、房市。

财政政策安排留有余地

《21世纪》：今年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是900万人以上，是否依然需要一定经济增速加以保障？赤字率拟定3.6%以上，是不是也预留了政策空间？

高培勇：赤字率拟定3.6%以上，是留有空间的。如果形势在预期内，赤字率3.6%就是最高限；如果形势超出预期，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往3.6%以上走。因为经济增长前景面临不确定性，所以财政政策安排也留有余地。

政府工作报告列出的新增就业900万以上、CPI涨幅3.5%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重大金融风险有效防范等，这些都是确定性的指标，这些是我们最在意、最看重的底线目标。

虽然GDP的增长速度不设具体目标，政策上也留有余地，但底线目标是我们要守住的。去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00万人，今年这个目标降到900万。也就是说，城镇新增就业如果低于900万，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就业目标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底线目标。

不设GDP增速目标，是一种政策导向，体现了我们对质量和效益的追求。我们以前比较重视GDP这类数量指标，但经济增速不仅有数量目标，还有质量目标，像就业、脱贫、物价、国际收支等都属这个范畴。

《21世纪》：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有哪些？要如何应对？

高培勇：全球疫情和世界经贸形势，这些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做好自己的事。

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提到，要落实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部署，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

这就是个信号。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应对外部诸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