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NO.374
作者|黄有光（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著名经济学家）
本文独家首发自网易研究局（微信ID：wyyjj163）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
根据报道，一个农村女孩王心仪以707分（满分750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她曾写过一篇文章，称要“感谢贫穷”，再次引发了大众对贫富差距的关注。
中国经济随着改革开放而高速发展，但贫富差距也随之大量增加。虽然难以完全避免这结果，却须要设法减低。中央政府也知道这个重要性。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多年大量上升之后，这几年已经大致维持在高水平，没有明显继续增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官方的数据低估真正的不平等程度。本文讨论有关不平等的一些比较被忽视的面相。
王心仪说，‘感谢贫穷，你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让我能够零距离地接触自然的美丽与奇妙，享受这上天的恩惠与祝福。’没错，贫穷以及其他方面的匮乏，甚至痛苦本身，都可能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体会正面的东西。不过，我们不可以说，既然穷人都要感谢贫穷，那么贫穷就不是一个问题，不必去解决贫穷与贫富差距的问题。
王心仪无疑是一位杰出人才，能够出贫穷而不屈不挠不怨，并能走向成功。然而，贫穷，尤其是极端的贫穷，对绝大多数孩子是会造成巨大伤害的，包括对身心健康与学业与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论证。贫穷条件下的母亲，甚至对胎儿也有重要的负面影响。【详见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年4月号Persson与Rossin-Slater的文章。 】 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对于那些面对贫穷的人们，用王心仪的例子来鼓励他们，但另外一方面，对于政府与社会，我们却不应该用王心仪的例子来论证贫穷问题的不重要性。这不是错误的双重标准，而是类似‘对己从严，对人从宽’的正确态度。
相对于贫穷的一些积极作用，是富有的一些负面作用。从小在富有家庭长大的孩子，多数会有暴弃天珍的倾向，很难养成节俭的好习惯，不大会珍惜与欣赏东西。这些大家都知道，但下文论述的一个道理，好像没有人说过。
显然的，绝对的贫穷会造成难以克服与补救的重大负作用。因此，避免绝对贫穷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温饱小康水平之后，财富与消费并不能带来绝对意义上的快乐。人们还是要更多的财富，这主要是人际之间的相互攀比，以及自己与以前的比较。条件比以前好了，会感到快乐。也可以说，在温饱小康水平之后，除了人际攀比，不是财富与消费水平带来快乐，而是水平（包括质量）的增加带来快乐。
由于上述动态增加的重要，在温饱小康水平之后，相对贫穷有一个优点。如果你从小在相对贫穷的家庭长大，但不是贫穷到严重影响你的身心健康，那么你可以在继续提高经济水平的过程中，享受水平提高的快乐。相反地，那些富有家庭出身的孩子，一开始就已经习惯于很高水平的丰衣足食，就很难在人生的漫长过程中，能够不断提高水平而得到快乐。因此，笔者在教‘幸福与公共政策’的课时，就对学生们说，‘我们多数属于中等水平，我们是最幸运的一群。我们的身心健康大致没有因为极端贫穷而被伤害。我们也不像那些富家子弟，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能够在不断增加水平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因此，我们不必羡慕那些很富有的孩子，以快乐的可能性而已，比起我们，他们实际上是可怜的！’
因此，富有的与在争取成为富人的人们应该认识到，在小康之后，更多的财富未必能够增加快乐，尤其是很可能给下一代带来负作用。即使对这一代本身，很多快乐研究（包括香港何泺生教授所做的）显示，不快乐者占总数的比例，当收入从低与中等水平增加到高水平时，比例减少，但当收入从高增加到更高水平时，这不快乐的比例反而大量增加。因此，为了追求很高的财富而牺牲其他对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是很不明智的。
另外一个很有启示性的事实是，现在很昂贵的龙虾，在十九世纪时是非常便宜的，便宜到有钱人不吃龙虾，龙虾当时主要是穷人与监狱里的犯人吃的。甚至经常有犯人与佣人要求每星期不可以吃超过三次龙虾的事情。那时，有钱人喜爱吃鸡肉，因为当时鸡肉很贵。现在情形相反，龙虾由于稀缺而昂贵，鸡肉由于工厂式养鸡而便宜。因此，现在是富人吃龙虾，穷人吃鸡肉。这件事显示，追求极高收入，追求昂贵、名牌、豪华等，实际上没有很大的真正意义。在小康水平之后，应该追求超越物质的其他更加真正可贵的东西，包括慈善、知识、利他、环保等对社会更有利的东西。【关于近年在牛津大学开始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见笔者本月初在本栏的‘如何更好地增加整体福祉’一文。】
当然，更加值得同情与帮助的是那些极端贫穷的，减少以至完全铲除绝对贫穷应该是社会的重要任务。其次是减少过分的不平等，增加社会和谐。很多经济学者不反对帮助穷人与增加平等，但他们多数过高估计达到这些目的的措施（例如多抽富人的税，多补贴穷人）的成本，认为有很大的反激励作用。有如笔者12月底在本栏‘特朗普太重视GDP减税会加重各国恶性竞争’一文所论述，这些主流经济学分析，忽略了多数生产与消费的破坏环境的作用，也忽略了人际攀比，以及过度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的倾向等因素。考虑了这些因素，绝大多数像收入税与消费税，不但没有造成超额负担，反而是对经济有纠正作用，有负的超额负担，或正的增加效率的作用。因此，用于除贫、增加平等、保护环境等措施的成本，远远低于多数经济学者的估计，社会应该大量增加在这些方面的支出。 2018年8月8日星期三
作者黄有光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University）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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