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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再说康有为“回归”）
章永乐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传统历史叙事里，我们所熟悉的是，参与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而自变法失败流亡海外期间起，他的形象几乎越来越糟。但笔者认为，康有为后期的思想变化比较复杂，不能一概否定（详见《中国经营报》慧及人生版10月24日刊发的拙文《“回望”康有为》），尤其是他流亡期间及之后的政治与法律思考，值得我们重视。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对康有为的评价前后判若两人，其实，他自己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变的是同时代其他的人，大家都急匆匆地往前赶，康有为就突然给挤到队伍后面去了。进入21世纪，坊间批判20世纪盛行的激进主义的声音多了，“保守”的康有为反而重新受到重视，比如现在国学很热，倡导建立儒教的呼声也渐高，最早提出“孔教论”的康有为，又被尊为先驱了。这一切，是时代思潮变化的结果。
笔者研究康有为，主要还是想通过他来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在拙著《旧邦新造：1911-1917》一书中，讨论了他提出的“主权在国论”，以及1913年他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的制度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在其“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框架里，将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界定为“据乱世”，这是列国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政制万不可松散。因此，尽管他不喜欢袁世凯，但面临1913年国民党提出的“超级议会制”方案，他还是认为应该加强总统权力。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他反对“联省自治”，主张“乡邑自治”，以防止地方自治单位过大，最终脱离中央控制。
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也表明，“议会中心主义”和“联省自治”在中国很难行得通。笔者近期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一是以康有为的“德国观”为例，探讨他通过区域一体化走向全球大同的世界秩序思考；二是探讨他晚年的“不能共则不能和”的观点——这些思想都显示了康有为对建设国家基础能力的重视。我觉得，他这些思考对于应对中国当下的若干现实挑战，依然有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康有为确实更喜欢君主立宪制。一战结束之前，欧洲的强国几乎都是世袭君主出任国家元首。康有为、严复这些较多接触西方近代政治文化的知识分子，都不觉得中国搞君主立宪跟学习西方制度有什么矛盾，不觉得学习君宪制的英、德，就一定比学习共和民主制的美、法掉价。即便放在今天，我们也很难抽象地说，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到底哪个能更好地治理一个国家。
但是，在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军省格局”背景之下，重建君主制是十分困难的，地方实力派已经坐大，他们恐惧君主回归之后会“削藩”，因而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都很难找到一个忠实的军事同盟作为复辟活动的坚实基础。1917年6月张勋发动“丁巳复辟”（那年是农历丁巳年）前，康有为曾给他提出几条意见：第一，新政权应名为“中华帝国”，而非恢复大清名号，这样能避免引起仇满及担心清廷反攻倒算的情绪；第二，溥仪当“虚君”，实权归内阁总理大臣，最好邀请徐世昌出任此职，这等于释放一个信号，新朝廷会保护北洋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搞大规模的权力重新分配。莽撞的张勋完全是反向操作，引起了北洋实力派们的疑虑，导致很快被各派联手镇压。当然，在笔者看来，即便张勋完全按照康有为的意思去做，由于政治结构的限制，复辟也很难成功。
至于康有为在“丁巳复辟”速败之后，继续游走于地方军阀之间，寻找支持重建君宪的力量，这就纯属于他个人的执念了。只不过这一阶段他对军阀政治的种种反思，对国际秩序的多方思考，我们不能因人废言，仍应加以探讨和研究。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及中国近代宪法史、思想史等，近年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法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议题。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