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令满一年成功与遗憾 130万法人单位控烟积极性不高

（原标题：禁烟令满一年成功与遗憾 130万法人单位控烟积极性不高）

昨天，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满一年。

从2014年11月28日通过以来，这部地方性法规一直在公众视野中保持着相当高的出镜率：用“劝阻吸烟手势”投票活动造势，炮轰电影《老炮儿》吸烟镜头过多过滥，要求在火锅店吸烟的演员文章向公众道歉……

这样的持续发声使得控烟工作者面临种种压力：网友恶评他们借大片明星找“存在感”、被烟民控诉忽略烟民权益、被烟草企业批判抹煞中国烟文化等，而近日披露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征求意见修改稿更可能让北京一整年的控烟努力付之东流。

控烟工作者如何评价过去一年的北京控烟：成功在哪儿？哪里有待改进？如何看待争议？面对国家层面立法可能出现的倒退，接下来北京控烟又该如何行动？北京晚报记者就此专访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先生。

劝吸手势评选是最好的普法

北京晚报：“最严禁烟令”实施满一周年了，您觉得在这一年里北京控烟工作做得比较成功的事是什么？

张建枢：《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是2014年11月28日通过、2015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间有半年的准备期。要执法必须先普法，我们就在想如何让条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呢？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三个劝阻吸烟手势公布出来，让公众来参与评选、来互动，这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两周时间一共有300多万人来投票。人民大学的新闻舆论专家认为劝阻吸烟手势投票评选活动是普法教育的一次成功，因为它把非常纷繁复杂的法条符号化、具象化地展现了出来，让人们一下子知道了北京控烟的法律要出来了，控烟条例的知晓率就瞬间提升了。

“社会共治”一招非常关键

张建枢：另一个成功的地方我认为在于“社会共治”，也就是共同治理。北京现在是四方责任：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我认为北京这次明确了单位责任是非常重要的，经营管理者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吸烟者可能很快就溜了，但你单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有人举报单位没有行使管理责任，我就处罚你，这样单位的主动性就增强了，《条例》的执行力也就提高了。

社会共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志愿者的参与，很多群众热情高涨地投身到宣传、劝阻活动中去，不仅是大爷大妈，很多年轻人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参与进来，因为我们会给志愿者计工时，而国际社会在大学录取时对学生的公益心是非常看重的。

“互联网+”绘出实时投诉地图

张建枢：我们在市科委支持下开发了“北京控烟一张图”，通过地图实时曝光被投诉举报的单位，第一次曝光是蓝灯闪烁，三次是橙色预警，五次就是红色了。这张地图为卫生执法的精准性做好了准备，志愿者加入“无烟北京”的企业号进行定位后，也能像打车软件叫车接单一样，系统会给志愿者分配附近的举报，形成一个工单。志愿者去告知单位负责人、协助整改，如果整改得好，志愿者就可以请求系统销单，使该单位免除曝光；如果整改不好，我们就会跟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取得联系，他们就会来处置。这样，就形成了“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配合，由志愿者做前期的调查准备，由卫生监督部门精准执法。

重灾区改进大仍是重灾区

北京晚报：这一年来，有哪些方面您觉得做得不那么成功？

张建枢：虽然调查显示餐馆、写字楼、网吧等地方改进的幅度是最大的，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依然是重灾区和投诉的热点，尤其是中小餐馆、郊区餐馆。我们现在是有重点地去打击，比如酒吧一条街，后海、三里屯、簋街这些地方，各区的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和志愿者一起出动进行专项整治。

此外，北京市现在有130万个法人单位，按照法律的规定，每个单位都应该有专职的控烟监督管理员。但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几乎都是社会志愿者，单位志愿者很少。爱卫会其实已经下发了文件，但各法人单位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

炮轰大片明星“必须发声”

北京晚报：我们注意到，北京控烟协会曾经炮轰《老炮儿》吸烟镜头过多过滥，五月还要求演员文章为在火锅店吸烟道歉，但网友对你们这样的发声并不是完全叫好的。

张建枢：网上的评论我们都看到了，说你们怎么那么多事儿，人家那是搞艺术的，是用艺术手法反映市井生活，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影视作品对青少年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不管是广电总局还是国际上通行的规定，都是严格控制影视作品里的吸烟镜头的。你要是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那能看到很多的吸烟镜头，但你现在再去看，几乎没有了。

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该有吸烟镜头，但是《老炮儿》过分了，所以站出来炮轰。我们不是处罚谁或者羞辱谁，就是为了能把控烟理念传播出去。

我们觉得抓住新闻事件来扩大舆论影响对控烟工作是好事，因为控烟是一件移风易俗的事儿，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不断地去强化，特别是在新闻媒体上需要持续不断地曝光，但你直接去宣传，观众会有审美疲劳，所以我们就在捕捉各种机遇、抓住热点通过舆论进行放大。《老炮儿》的事情之后，西城和丰台的一些院线就在片头加播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的公益广告。

我们也希望公众理解，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对控烟事业和公众健康负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必须要出声。如果连做控烟工作的人都不出声，那就没有人出声了，这种情况不就越来越泛滥了吗？

国家层面控烟条例别倒退

北京晚报：您觉得在接下来一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内，控烟工作会面临哪些比较大的挑战？

张建枢：我们现在觉得《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改稿相对于一审稿是一个倒退，现在的版本是要保留吸烟区，我们觉得不应该。这让走在全国室内全面禁烟前列、跟《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为接轨的北京控烟情何以堪？烟雾的弥散能力特别强，控制弥散需要有相当于12级台风的负压，这样的吸烟室能建立起来吗？北京市人大认为《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是北京市近年来执行力最高、最受民众支持的地方法规，如果国家层面的控烟条例按照修改稿出台，这对北京的积极性将是一种打击，今后控烟执法将会很难，人家可能会说“国家都允许有吸烟室，你们北京干吗要求室内全面禁烟？”而且，区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也将非常困难。

北京晚报：所以接下来控烟协会会积极发声，去呼吁国家层面立法不要倒退。

张建枢：对。修改稿里不仅有在部分场所保留吸烟室、吸烟区的内容，之前一审稿里要求香烟包装必须有警示图形的内容也被去掉了。现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求警示图形上烟包，我们国家出口到国外的烟，都得印上烂肺、黑牙、肿瘤、阳痿等图形。“一图胜千言”，这些图形是客观事实，你不告知就是一种欺骗。我们希望咱们国家能快点跟上国际的步伐，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为平装烟包做好准备”，也就是不允许烟包上有任何的商标、品牌信息，我们离国际已经差了两步了。现在烟草业的阻力太大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声疾呼，希望不要按照修改稿来出台，不然等出台一切就晚了。 本报记者 白歌 J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