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奇你们背后的团队是怎么运作的，他们一定功不可没。
沈伟：我从没想过可以在美国建团，当时我都养不活自己。我是因为收到邀请函，别人请我去演出。我说我没团，那有邀请函了，你不去演怎么办？我就找演员，一开始很辛苦，排练都没钱，纯粹是因为对艺术的喜欢。2000年，我在纽约建了一个非营利艺术团体，已经15年了，5个人在办公室，2个在技术部门，有16至18个演员，要在纽约养这么多人很不容易。演员们都是名牌大学高材生，选择这么简单的纯艺术，和他们的世界观、信仰有关。这些人在一起很单纯，目的就是怎么把作品演好，感动观众。有的演员跟了我十几年，我很幸运有这一帮人在后面跟着我跑。
蔡国强：我的背后团队都是女孩子！我们工作室主要着重于两点：一是使艺术家的创造力得到更好的体现；再就是帮助艺术家管理好形象——对外对社会都要有保护，让他有选择地做事，另一个是对我进行监督。有时候我喜欢吹牛，他们会告诉我不能吹牛。团队分工很细，有人管行政，管项目，我们有最好的档案处理。我们不依靠画廊做活动，而是会和美术馆等机构做活动。工作室虽小，但五脏俱全，成长很快。
蔡老师的很多作品都以爆破为艺术表现手法，是因为爆破是一种招牌，还是有思考才用爆破？
蔡国强：我是很怕爆破的。小时候放鞭炮，都是奶奶牵我的手去点鞭炮。
在上戏读书时，我还是会非常认真地画画，所以我比较谨慎理性，有控制力，会把事情做稳。这样做人比较好，但做艺术不好。我需要找一个东西破坏这种状态，最后找到了火药。火药的能量和表现方法很国际性，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争论。首先是到日本后，我用火药表现人和宇宙，到美国后又用火药表现政治。“9·11事件”后，我发现爆炸即使在白天也看得清清楚楚，因而爆破晚上和白天都可以做，可以将火药和人的精神、宇宙在一起，变成一种故事、场景。在巴黎我又用火药表现性爱，到阿根廷我则想用火药表现“人生就好像是一场舞会”。
火药还没被我玩腻。我难以控制它，它还有新生命，还可以刺激我的欲望。可是多数时候我也不用火药，我参加威尼斯艺术节的作品很多拿了奖，没用火药。所以火药容易让人记住，它摸索了一种时间的概念，还有一种瞬间的永恒，不能控制，但有危险感和不安感才会让人兴奋。
如何培养创作灵感？遇到挫折了怎么办？
沈伟：艺术家要真实、诚恳，哪怕做得不好，但你有兴趣做完，那就会变成你的创作来源，也经得起时间考验。完全没兴趣，你会遇到一两个问题就没动力，就会放弃。很多创造力的来源，和你那段时间最关心最有兴趣的东西有关，但成长会变，每一天每一年你都会成长，你感兴趣的点也会因阶段发生变化。
我是比较专注、比较认真的人。有时如果这件事没按我的方法做出来，我就觉得不行了，好像只有一种方法才可以做成。实际上，是我们自身的能力认识到了其他可能性。有一次排《春之祭》时，最后一章我完全排不下去，觉得排了不好，我便把它全部放弃，重新排。如果没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可以选择放弃，不要觉得舍不得。只要没存在艺术价值，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哪怕你花了一年时间去做，也要放弃。这是给你一个更高的机会去看另一种可能性。有时认真是很好，但也要让自己大气一点。
二位是在何时何地，什么契机下意识到今后要做的事业？
沈伟：6岁，“文革”期间，在湖南乡下。
蔡国强：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我从小就喜欢采花，也喜欢把别人的花偷出来移到我们家院子里。第二是喜欢看漂亮女孩。第三是很怕长大后要上班。所以我觉得艺术家是好职业，想几点起床都可以，有灵感了就画画，没灵感了就睡觉。但后来发现不是。现在提前一天我的手机就会提示，24小时以后会有什么发生。艺术家的职业，没有想象的这么放松。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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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