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的“大言”

杨逢彬

七伯杨德豫先生生前，在不同年份，好几次对我谈及一件事。最后对我谈及此事，是2012年8月末我到武汉某军医院探病时。次年元月我到武汉，就只见到他老的遗容了。在2007年2月10日，他在给我的一封长信中也提及此事。此事是针对《积微翁回忆录》1937年3月6日这段话而讲的：

访余季豫。季告余，孙蜀臣尽数日之力读余《小学论丛》，极为倾服。但谓《自序》作大言为可不必耳。余笑谓季云：“人曰余为大言者妄，百年之间不为一大言者愚。余伺其间，遇有两三分可为大言之时而一为大言，乃所谓时然后大言者，不亦可乎？且蜀臣肯尽数日之力以读余书，读讫不能不表倾服，然则余之为大言，固不当耶？”季闻余言，亦为冁然也。

七伯信中说：

91页，倒5行：“自序作大言”。按：解放后出版的《小学金石论丛》自序中并无“大言”；而解放前的1937年版本，自序中原有“毋乃上苍欲昭明此土文化於人类，姑假手於予，令略窥仓颉诅诵以来先民制作之精意”等语（手头无书，根据记忆，但大致不错）。孙蜀丞所谓“大言”当系指此数语。解放后出版时，可能有人提意见，父亲只好把这些“大言”删去，改为“予以顽质，乃邂逅得之”。将来《论丛》再重新印时，这些“大言”是否应恢复原貌，请你考虑。

就在2007年，《湖湘文库》启动，收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由我撰写《前言》；2010或2011年上半年，商务要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金石论丛》再次入选，让我撰写祖父的《学术年表》和一篇介绍《论丛》的文章。这两次都是恢复“大言”的好机会，我竟然都疏忽了，真是追悔莫及！

为了一窥究竟，我们不妨先将此“大言”置入《小学金石论丛·自序》的相关文字中看看：

盖予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其径程如此。独念胜清三百年间，小学如日中天，臻于极盛。金坛段君高邮王君夐绝一世，其于通创大例，固未有闻。毋乃上苍欲昭明此土文化於人类，姑假手於予，令略窥仓颉诅诵以来先民制作之精意者乎？

“通创大例”指书中《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等篇。在“其于通创大例，固未有闻”后接上“毋乃上苍欲昭明”云云，语气连贯，一气呵成；而接上“予以顽质，乃邂逅得之”，则显得十分勉强。

其实所谓“大言”，我以为不完全表达的是如同庖丁解牛后的自负，还有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包含其中。该书初版的1937年，正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该书《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中的一段插话，也许可以和“大言”互证：

方今外寇鸱张，党人偷乐，国家在惊涛骇浪之中。吾人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则整理文化留贻子孙，非吾辈任之而谁任之哉！噫！

梁漱溟先生也有类似的“大言”，比杨先生所说还更为“过分”。但谁能否定其中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呢！

七伯信中说，“解放后出版时，可能有人提意见，父亲只好把这些 大言 删去”。我倒以为是祖父自己删去的。解放后的增订本是1955年出版的。请看1952年7月19日、22日，8月3日、4日《回忆录》：

湖大思想改造运动，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

始草《自我检讨书》。

《自我检讨书》十日来屡次修改，今日始定稿。

余向历史系师生检讨。……他如强调业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皆极端错误，急需改正者。检讨毕，同事同学多人与余握手道贺，幸获通过。

群众意见书第一条即“自高自大”，《检讨书》也承认这点。那么，像“毋乃上苍”云云这样解放前就被友人认为不妥的文字就不得不删去了。

顺便说一句。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谓：“大抵杨氏仍以训诂学为重，较之高邮二王，功力虽有不逮，而方法、视野过之，自有后来居上者在，故时人举为 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 。”“仍以训诂学为重”云云，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的《自序》中有辩白，此不赘。“较之高邮二王，功力虽有不逮，而方法、视野过之”，我以为出自《述林·自序》的这段话：

我自愧功力之深邃不及段王，但以我的成绩论，又似乎有比段王进步了一些的地方。

但这篇《自序》同样是经过“洗澡”批判“自高自大”之后写的，“自愧功力之深邃不及段王”未必是积微翁的肺腑之言，“以我的成绩论，又似乎有比段王进步了一些的地方”才是表述的重点。学术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到杨树达先生晚年，已经指出了王氏的种种不足，如在《汉书窥管·自序》《离骚传与离骚赋》中之所言。

杨树达先生解放后再版的书中，我所知道《序言》作了较大改动的，还有两例。一是《高等国文法》。该书解放前好几个版本的《序例》正文之后，都有一篇长达数页的附文，内容为与刘半农论战者。该附文解放后诸版本都删去了。《湖湘文库》本出版时，编者听从了我的建议，把该文补录了。二是《中国修辞学》1954年出增订本时，《自序》中有一段“不合时宜”的话；到1955年听取郭沫若的建议更名为“汉文文言修辞学”再版时，这段话不见了：

抑徐君（按，指徐特立）赞可，而余微有自信者，以此书虽未备，而于当世君子所号召科学内容，民族形式者，容有万一之仿佛也。颇闻国人方欲取民族形式之文字改从他族之纯以音为符者，文字之不保，何有于修辞！然则吾今此之所为，殆不免于多事矣。

这段文字，《湖湘文库》本同样补录了。“当世君子”指周恩来，他在一篇报告中提出了“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统一”，杨树达先生深以为然。为什么删去了这段文字？是否听王季范转述毛评新文字“斩断历史，制造文盲”（见《杨树达先生的遗稿》）而感到放心了，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