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还是蠢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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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宝

上个月《上海书评》尼克的《计算历史学》是篇抖机灵的聪明文章，漏洞不少。抖机灵必要卖弄刻薄，就像倚门调笑的小娼妇必要卖弄风骚，一卖弄难免有漏洞，这是题中应有之意，无伤聪明。比较遗憾的是作者后来自加按语把文章贴上社交媒体，征求严肃讨论。这好比小娼妇大街上遛了一个弯不甘寂寞又自行征婚，妄想嫁入豪门，当然会惹恼正宫娘娘、三四五六七八九姨太。大伙儿一拥而上，恨不得活撕了小浪蹄子。作者挨砖是自找的。

先说说《计算历史学》的漏洞。作者把“大数据和计算”——数学的一部分，归到自然科学名下，明显是欺人之谈。简单地讲，数学和语言文字一样，只是一种工具，自然科学能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也能用。目前自然科学数学用得比较好，但保不准哪天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后来居上，陈寅恪和陈景润联体，把数学研究所点对点地从中国科学院渗透到中国社科院。

历史研究自然可以，或者说应该用到大数据。不过，任何一项研究，除非大数据变成全数据或者接近全数据，数据本身不会说话，无法直接产生有意义的结论。比如某国大选，事先如能准确地收集所有选民党派立场和选举意愿的数据，那就不用更多的分析和推理，统计结果就是结论。而人文课题史家研究根本无法得到这样的大数据或全数据的支持，越是复杂的课题研究越难获得直接的数据支持。如果把传统的研究方法弃之不用，单练数学，你就必须建立数学模型，从有限的统计中进行推论，推论出新知识新思想。《计算历史学》许为“神器”的词频统计，可以算是一个数学模型。

可惜的是，这个模型太简单，毫无神奇可言。它简单到推不出任何新的信息，最多只是给尽人皆知的常识加把柴。不用谷歌的三千万册图书，美国人都知道，五十年前叫“黑鬼”的比较多，现在正式场合有书号的出版物不说“非裔美国人”冒叫“黑鬼”，差不多等于在中国否认钓鱼岛主权，不讲政治到要吃官司。这件事不必Ngrams提醒。

作者自己设计的鲁迅、巴金、金庸曲线则大成问题。这个所谓“文坛座次”是一个只发生在中文语境里的荒唐故事。你要收集数据，应该以中文资料为根据，外文图书参考价值极其有限。你如果取本世纪中文互联网的词频统计，我敢断言，金庸肯定力压鲁郭茅巴老曹。以此为标准，郭敬明的座次也必然远高于莎士比亚。无论莎士比亚的译名是莎士比亚、还是沙士比亚、啥是逼呀、莎翁……加在一起都斗不过短短的小四。这个大数据、计算历史学有什么意义？

假定学者的研究题目是“黑人写作的文学贡献”，Ngrams能帮什么忙？他要在学术上大放异彩，必须另起炉灶，设计一连串复杂的数学模型。且不说这些模型有多少设计障碍、拿谷歌三千万册图书取样是不是合理——迄今尚无成功先例。就算他最后绞尽脑汁完成建模，用传统方法的同事可能已经为谷歌图书馆提供了十本新书——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不是更轻松，而是更复杂更困难。

作者最伤人的一段引文，大概是说历史学家智商太低，否则历史研究早已成为科学。这段话前半句我同意——智商的概念和测试方法本来就非常科学主义，要是智商考题改成茴香豆的几种写法，希特勒的哪本藏书里夹着一根黑毛……科学家未必能讨好，后半句显得智商很低——这段话就是历史学家说的，他的智力确实有问题。

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不科学，这毫无问题。史家作业的方向从来就不是科学。就像你说历史研究不如东莞喜来登酒店157号小姐性感，这也是事实，但历史研究从来没有追求过性感。

历史研究历史写作的基本标准只有一个：真实。史家要记录、揭发、确认历史的真相。在科学中，真实和真相的标准歧义丛生，难有定论——薛定谔的猫到底是死还是活？但史家要有一种低智商的顽固和愚蠢，一口咬住他认定的真相，死活不松口。这不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更多有关史家的良知。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为天地正气排榜，名列榜首的就是史家：“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书曰： 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老崔连杀了两个太史，老三继续写，老崔放手了。晋灵公死于赵穿之手，大夫赵盾没有处置赵穿，晋太史董狐记史：“赵盾弑其君。”

科学地看，齐太史、晋董狐的记载都有问题。齐庄公睡了崔杼的老婆，取死有道；赵盾并非弑主的凶手，难当其罪。但春秋时代的两国史官，就是认定他们有弑君之罪，是元凶首恶，秉笔直书，从容殉职。这种一根筋认死理的勇敢，是中国的良史。它无关科学智商，却代表了社会的道德智慧，代表了社会的良心。

中国现代史家当下的第一要务，不在学习计算机的聪明，而是要多少保持一点传统良史的愚蠢。现代史家的油滑世故，已经让暴君秦始皇大摇大摆地成了开天辟地的英雄帝王，希特勒会不会哪天被追认为国际主义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