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珠峰史诗》修复版亚洲首映

早报记者 黄小河

默片史上最经典的登山纪录片《珠峰史诗》拍摄于1924年6月，是随行英国著名登山家安德鲁·欧文和乔治·马洛里第三次珠峰远征队期间同步拍摄的影像记录，一路攀登珠峰的坡道上，影片导演约翰·诺尔跟随着登山队员和藏民夏尔巴人的每一步。镜头既记录了悲剧性的第三次珠峰远征全程，也呈现了接近一个世纪前的粗粝而真实的原生态西藏画面，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珠峰史诗》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英国《独立报》评价称，“这是一部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作品，拍摄动人、凄美，真正让人肃然起敬！”

2013年，英国电影学会对《珠峰史诗》进行了全新修复，学会获得了约翰·诺尔女儿的授权，对原始底片做了4K扫描、2K修复，并为影片重新着色。焕然一新的修复版在2013年伦敦电影节上举行了世界首映。

2014年6月9日晚，由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主办，英国驻华使馆及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协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影博物馆合作完成了该片的亚洲首映。主办方特邀创作本片配乐的赛门·费雪·特纳和作曲家、大提琴手彼得·罗斯·格雷戈森、吉他手詹姆斯·史考特·布鲁克斯为《珠峰史诗》进行现场演奏。赛门凭借本片配乐力压《菲利普船长》和《地心引力》，荣获了2014年全英原创音乐大奖最佳电影配乐奖。

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地球村”单元展映影片，该片的两场官方放映早在预售当天售罄。在博物馆放映前，门前早早排起长龙，影迷们都想一睹拍摄于90年前的这部“充满勇气”的电影。观众黄先生告诉早报记者，他也曾经登上过珠峰海拔5000多米，也曾经到过绒布寺、珠峰大本营，他之所以来看这部电影，是因为想看看90年前的绒布寺和当年的藏地风貌。在看过影片后，黄先生感叹这部片子让他有了“时空穿越又似曾相识之感”。“电影中看到他们装备那么差，却这么顽强，虽然看起来像是拿生命在做赌注，但你只有爬上了顶峰，也许才能够体会这一路的风景，这就是登山的意义所在吧。”

记录之难：不能随他们登上更高的山峰

欧文和马洛里在第三次冲击顶峰的过程中，艰险丛生，冻疮和极寒很快夺去了攀登队的核心人物和最年轻一员的生命。顶着压力再次鼓起勇气发起冲击，队友索马威尔和诺顿仍是铩羽而归，他们一个喉膜咳脱，一个患上了雪盲。万一马洛里和欧文也失败，就意味着第三次珠峰远征失败。令整个世界为之心碎的是，暴风雪即将来临，而马洛里和欧文也在6月8日这天永远地消失在了跟队摄影机的视野之外，成为登山史上最悲壮的一刻。近30年之后，两人的遗体才被爱德蒙德·希拉里和腾欣·诺格发现，然而他们是否登上了顶峰，我们无从得知。

“要是你曾活过，像他们那样在大自然的心房中活着和死亡，那么你自己，还能奢望得到一处比皑皑白雪铸就的坟墓更好的埋身之所吗？又或者为了让世人缅怀你，你还需要比一座简朴的石堆纪念碑更多的事物吗？”《珠峰史诗》如诗歌般的字幕里透露出对攀登者的无比敬仰赞叹之情。

影片不仅记录了登山的艰难过程，并且记录下了藏地珍贵的风土人情。观众可以看到高海拔藏民居住的简陋矮屋、住着喇嘛的绒布寺；一个“全部家当只有一只鼓和一身遮蔽身体破烂衣服的”乞讨者被称为“这里最快乐的人”；镜头还分别给予了贫民女子和贵妇，当时的西藏妇女都喜欢将头发编织在一个硕大的头冠里，她们的不同的装束显示了她们身份和地位的不同；男人们出去放牧，女人们在帐内搅制牛乳和织羊毛；藏獒守着每个营帐的入口，看见陌生人就会大声吼叫；随着登山队伍的前进，一头小驴降生了，它歪歪扭扭站不稳，登山队员在帮助它站起来，并且吃到第一口奶。在越来越高的山峰之间，镜头看到的只是艰难前行的一个个背影，但所有的人都还很乐观。

牛铃声、藏人的歌舞声、冰川回声、雪地的踩踏声、悠扬的大提琴模仿时空的若即若离，沙哑的吉他声裹挟着宗教的气氛，加以空灵的钢琴仿佛将观众带领到海拔29000英尺的珠穆朗玛峰。最后在绒布寺祈福仪式上，喇嘛的预言闪回到记忆里，“神灵将使他们这些白人所寻求的全盘落空”。影片结束于如血般红润的珠峰，似乎暗示着人物的命运如大自然一般不可捉摸。

配乐之巧：零星而细微的配乐唤起人们对声音质感的感受

赛门此次特地为《珠峰史诗》谱写全新配乐，一反传统的方式，摒弃了帝国的恢弘与悲壮，转为一种与自然的通灵感。通过拟音等方法在先锋与自然之间，创造出了一种迷幻的风格。赛门表示他从前一部关于南极探险的影片《冰川的沉默》（1924年）开始，发现这种模拟的方法，“《冰川的沉默》的人死了，《珠峰史诗》里的人最后也死了，我意识到我做的项目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里边的人都死了，而且导演，也死了。”赛门在6月8日下午一场名为“从《卡拉瓦乔》到《珠峰史诗》”的主题讲座上自嘲地说道。

1954年出生的赛门，是英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制片人和演员，赛门因其在电影原声音乐方面的出色工作而蜚声世界，最早是与英国传奇导演德里克·贾曼合作，为其执导的多部故事片制作音乐，从《浮世绘》（1986年）、《英伦末日》（1988年）、《花园》（1990年）一直到贾曼的最后一部电影《蓝》（1993年）。

赛门制作“音乐”的工作更像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电影技术“拟音”，把日常各种声音收集起来再加工后做成符合电影声音的需要，他在这方面非常有创造力。谈到自己的创作方法，赛门说就像他帮贾曼导演的电影工作时谨慎选定所有音乐家一样，他这次配乐的乐队包括了Land Observations乐队的詹姆斯·布鲁克斯和青年大提琴家、作曲家彼得·格雷戈森。上一次英国电影学会修复《冰川的沉默》时，赛门使用了与罗伯特·斯科特船长的特拉诺瓦远征直接相关的乐器和器物，而这次他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虽然可以使用与探险相关的器物，但是赛门却将更多时间花在声音的质感而非真实性上，他用零星而细微的电影配乐唤起人们对声音质感的感受。对于真实性，他解释道：“真实孕育于电影本身。”

电影配乐是一种拼贴艺术，赛门解释说：“只有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才能实现。它从生活中截取的原声，配以新音乐和拟音组合而成。”但他坚持，做电影配乐的态度是“少即是多”。

赛门制作音乐的过程非常有趣，他更像一个人类学家，走遍世界各地，将各种各样的声音结合变成他自己的“音乐”，强调了自己是从声音当中寻找并且创作音乐。赛门有一个手机一般大小的录音设备，在设备顶端他自制了一个灰色“毛帽子”，这顶小帽子把不掺杂质的声音清晰地录到设备中。

当被问到他来到上海，有没有收录什么声音时，赛门立即兴奋了起来，“我会假装回到房间关门睡觉，等你们都睡着的时候，我就会偷偷溜出去录音”。似乎地球上所有的声音对于赛门来说都那么富有吸引力，“我录了黄浦江码头的声音，我还录了公共汽车站的声音，还有我酒店旁边的挖土机的声音。”赛门经常在录音的时候引起人好奇，“有一个人对我说，你拿的这个小东西是不是测空气污染的”。赛门眉开眼笑地说：“以后他们再问我，我就说我在测空气是否污染，这真是一个好借口。”

他喜欢把“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乐器”融合在一起。“我工作的过程……就是没有过程，”赛门风趣地说，“最重要的是看完这个电影后，能够理解这部电影，哦，但老实说，通常这都有些难度。”

《珠峰史诗》这部作品，赛门用到了“假拟音”，因为拟音是模仿声音，“我所做的不是重听，也不是创建那些声音，而是用其他的声音来代替电影中的声音，你以为那是真的，但那并不是真的。”赛门说。在电影中，因为拍摄地是珠穆朗玛峰，所以有很多风的音效。赛门录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的声音，当然还有他的口技。赛门在现场也用口技为大家模拟了不同风的效果，“把这些不同的效果混合在一起，就得到了珠穆朗玛峰的风暴。”赛门说。

赛门现场给台下观众播放了一段录音，“这是我小女儿在酒店的走廊上走路的声音，其实你听听看，它像不像山谷里凛冽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