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情况外，还请您从军队建设本身谈谈甲午战争前中国清朝海陆军的情况。
姜鸣：很奇怪，洋务运动中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似乎只在北洋海军中进行。陆军主体的八旗、绿营已经无法作战，各地设防的主力已经变为湘淮军。湘淮军，尤其是淮军，装备了外国的洋枪洋炮，但建制和管理模式完全还是镇压太平天国时那套勇营制度，没有真正进行军事改革。所以甲午战败后，才有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和北洋新军的建立。战前最现代化的是海军，近代海军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军种，可是北洋海军除了主力军舰是进口的之外，却没有完整的海军作战指挥系统，没有司令部指挥参谋作业，也没有完整的后勤部门。你看其作战，就是丁汝昌加一个外国顾问，再加几个幕僚和旗舰舰长商量着就开打。在琅威理辞职后，北洋海军一度没有高级别的外国顾问。但战争爆发了，就是什么人都能请来做海军顾问了。比如汉纳根，是德国陆军尉官，曾帮助北洋建造炮台，黄海海战时却被任命为海军总教习兼副提督。而在汉纳根离任后，甚至找了英籍拖船船长马格禄来帮办海军提督。再往上看，清政府设立的海军衙门，内设管理海疆、管理款项、管理船政、管理器械四股，就是不管理海军军事，加上其职员几乎全是满人，没有熟悉海军业务的专业人士，不懂其所司何事。只是因为海军衙门是新设部门，有“三年校阅、五年例保”的规定，办事人员晋升较快而成了钻营之地。而日本方面，在明治维新之后已经有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这一套完全现代化军队的组织系统，不仅有完整的作战系统、情报系统，还有完善的后勤系统，包括医院、军用粮食，甚至连军用罐头也已经生产了。战时日本人不仅有新式军舰，更有一套完整的参谋指挥体系，这个角度，以往学术界在研究时往往是忽视的。
不仅军事指挥系统，清政府的国家决策系统似乎也很成问题。
姜鸣：清廷决策是皇帝（或者是皇太后）大权独揽，设军机处承旨办事，当然军机大臣也有建言的权利。军机处处理军务，并没有军事主管部门来支撑，就是几个大臣陪着皇帝来商议。涉外事务，由总理衙门分管，在清末，领班军机大臣往往也是总理衙门大臣。外国人不愿跟总理衙门打交道，认为他们颟顸糊涂，无法理论，他们宁愿去天津找北洋大臣李鸿章谈。北洋大臣全称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总理衙门大臣也不愿与洋人纠缠，乐得李鸿章在前方先做一轮沟通谈判。李鸿章能者多劳，每有涉外事件，就在天津辟出第二战场，与各国使节斡旋。在朝鲜事务上，清政府派到朝鲜的通商大臣袁世凯，直接向李鸿章负责。朝鲜发生的大小事情，由袁世凯报告给李鸿章，李过滤后报北京的总理衙门，再报军机处。李鸿章身边参与谋画的，是他的幕僚而不是国家机器。但李鸿章并有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所有大事的定夺，还在皇帝手里。此外，清廷还养着一帮言官，这些人并不参加行政事务，甚至没有准确的信息渠道，但他们有权“风闻奏事”，常以激进的姿态和捕风捉影的消息直接干预决策。这样一种体系，要求皇帝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和掌控能力。但在清末，专制制度无法在重大决策关头有效发挥作用。比如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朝鲜东学党起义后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派兵入朝镇压，日本也援引《天津专条》，随之派兵进入汉城。这个时候，北京给出的指令是对日强硬，李鸿章却知道，本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希望太平。同时，他也明白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中国并不占上风。所以他极力推动英、俄等国的外交干预，直到这种干预完全落空，开始真正准备作战时，又发现“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接着，军机大臣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光绪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同详议处理朝事之策。但翁、李同样没有任何机构为其提供决策支撑。翁的门生张謇积极主战，为翁谋划，在丰岛海战爆发之前即主张撤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武毅军江提督代之，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而这个“江提督”，是个完全不懂海军的旧式军人，以他代丁，除了造成混乱，并无积极意义。这样一种局面，如何能够迎战全盘西化、雄心勃勃的日本呢？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您多年从事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对这段历史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姜鸣：甲午战争对于中日两国国运和后来的历史走向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战败，日本割取台湾，并通过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获得巨大战争红利，推动日本进一步的现代化，也使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极度膨胀，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1937年的侵华战争和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最终导致战败。
甲午战争中国败在原本看不起的日本手下，也使中国国内激发出更大的改革浪潮，此后，中国变法和民主思潮澎湃，十六年后，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领导民众推翻满清王朝。
一百二十年来，环绕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和发布的史料非常之多。我最近抽空重读了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在1895年战胜中国之后撰写的回忆录《蹇蹇录》。陆奥是甲午战争爆发的策动者，他在书中谈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府确立的策略：
政府经过慎重审议后，确定了如下的方针：即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我国尽可能的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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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