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面当时是否意识到日本的挑战呢？
姜鸣：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在民族存亡的竞争中，日本将成为中国的最主要的假想敌。1874年底，李鸿章就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他说：“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人们常常引用李鸿章1876年1月24日会见日本使臣森有礼的一番很有意义的对话。李问：你怎么看中西学问？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吗？森答：五分尚没有。李问：你们连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森答：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敝国上下俱好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李鸿章沉思道：久久自会有之。
但大家很少引用他们后面继续的对话。森说：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反驳道：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怎能没用？森说：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于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说。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说：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说：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他还指着桌上酒杯打比方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了，酒就不会泛溢。森答：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呢？
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治家信奉丛林法则，他们早将国际法看透了。
您刚才指出，清政府建设海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日本，可是面对日本在战略上的步步紧逼，我们似乎看不到清政府在军事、外交方面的准备？
姜鸣：准备还是有的。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五十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把朝鲜摄政王大院君抓到保定，非常强势，遏止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清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1892年三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在“壬午事变”的时候，中国比日本要强得多。但是日本单独与朝鲜谈判，提出“暴民”曾造成日本侨民的死伤，要求朝鲜赔偿。朝鲜政府答应赔偿，并答应保护日本侨民、允许日本在朝驻兵。对于这次朝日交涉，张佩纶是坚决反对的，他说日本人凭什么提那么多的要求，我们索性发兵打到日本去。但李鸿章拒绝打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的流血政变。以金玉均为首的亲日的开化党人暗杀守旧派大臣，占领王宫，主张改革内政，脱离中国独立。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政变，但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专条》，确定中日均从朝鲜撤兵；今后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遣军队，应先行知会对方，一俟达到目的，应立即撤回。李鸿章认为双方照约退兵，于全局有益，却没料到这个条约为后来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祸根。
当时，清政府刚刚经历了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十几年内战，还有平定西北回民起义和驱逐阿古柏势力入侵新疆的战争，总体上国力衰落，缺乏再做战争的精力和实力。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琉球国王派使节向华求救。李鸿章表示同情，但私下表示不可能为琉球的几个岛屿和日本人开战。此时，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中国经历洋务运动，但一个处于上升、一个处于下降，在二十余年里，渐渐地拉开差距，最终两国的态势发生了易位。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