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李显扬
我参军能当上翻译，是我的愿望所归。从当翻译那一天起，经历了无数的“关口”，但我在翻译工作这条道路上，总在不断地攀登。首先是将俄语口译成汉语。进而是苦修专业，进入专业翻译。再后是能将中文翻译成俄文。最后是参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翻译和辞典的编纂。总之，翻译工作要做得好上加好，是无止境的。
第一道坡是将俄语口译成汉语
人民空军初建时期，空军的飞机和地面装备，多是苏式的，而且苏联派出800多名顾问、专家和许多技术人员，帮助我们建立航校和部队以及修建机场等。为了掌握这些武器装备和进行工作间的交流，翻译就成了语言交流的重要载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一切与空军军事活动有关的场所，几乎都要翻译，翻译成了“宝贝”，成了“抢手货”。
我是1950年年底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入伍的。开始让我去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我一怔，心想，糟了，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要与病人打一辈子交道。当夜我心绪不宁，甚至想在第二天逃之夭夭，然而，意志战胜了我，我终于穿上了新发的绿军装，随同大家到达了哈尔滨。哈尔滨医科大学有一个俄文系，我因爱好文学，提出想转到俄文系去。组里的同志劝我，要服从革命的需要，我也只好无奈地听从。好像老天有眼，在入伍教育结束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上面有令，要从哈医大学医的学员中调30名学员去大连俄专学俄文。”我忙不迭地向领导提出申请，而且很快就被批准了。我心里明白，未来的我将是一名军事翻译，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1951年我到了大连俄专，第二年大连俄专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俄文专科学校。在那里我苦读了几年俄文，算是几年磨一剑，1954年我以优秀成绩毕业，学历定为大学本科。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防空军司令部翻译室，搞高炮专业。当年年底，我与一些同志去安东（现丹东）执行我方高炮部队接收苏军撤退的装备和防务。两军交接，翻译任务繁而又杂，且无定时，随叫随到。我经常是一个人站在一辆敞篷卡车上，奔忙在山山岭岭之间，山路崎岖，坑坑洼洼，卡车像烈马一样奔跑着，吼叫着。我的手得紧紧把住卡车的护栏，稍不留意，甚至可能从卡车里抛出去。冬天严寒，风刮雪冷，但心里却热乎乎的，觉得能完成任务，就感到安慰、欣喜，全身似乎充满一种无形的力量。特别是苏军撤退的头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赶了三个告别宴会。为了在众人面前，当讲话者话音刚落，我就能流利地、恰到好处地译成汉语，事先我根据设想的告别宴会的内容，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从而从容应对，获得了称赞。当时，一辆吉普车载着我，在一个部队的告别宴会上翻译完两军首长的致辞后，马上又跳上车子，赶赴下一个告别宴会。虽然赶了三个宴会，别人酒足饭饱，我却饥肠辘辘，尽管如此，我感到顺利完成了任务，心满意足，乐在其中。
第二道坡是专业翻译
1955年、1956年，迎接新式高炮的改装任务。100毫米自动高射炮是苏联的新式高炮，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苏联军人。防空军的一大批翻译齐集南苑某高炮团，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始时讲高炮结构，我自知自己是个初出茅庐的新翻译，对军事专业欠缺，所以特别谨慎小心。每当轮到我上课当翻译时，头一天下午我必须把苏联教员的讲义拿到手，吃深吃透其内容，而且往往把苏联教员请到炮位上去，让他先给我讲，做到第二天即使没有苏联教员我也能单独讲这堂课的程度。接着又是执行改装57毫米自动高射炮的翻译任务，依然如此忙碌和辛苦。在翻译过程中，我还经常利用硬纸板做成模型，以帮助学员理解，这是我的独创，但这项额外工作，却让我经常加班到深更半夜。在部队对翻译工作进行评比时，我和另一位同志组成的翻译组，被评为标兵翻译组，训练场上竖起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好翻译”。这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记得在一个大风沙的下午，彭德怀元帅前来参观这种新式高炮，他走过这块牌子时，特意停步看了看，还翘了一下大拇指。
根据空军首长对空军翻译人员的要求，即空军翻译人员不仅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而且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技术素质。当时曾规定，翻译人员除了要去基层锻炼，特别强调要进技术院校进修。因此，我除两次去基层，1958年去山东潍坊机场和1965年去福州机场，当机械兵近一年。1959年，组织上又让我去空军第8航校，进修军械专业，入军械主任班，通过两年三个阶段的正规学习，于1961年经国家考试毕业，获得毕业证书。通过这种进修，我感到有了较扎实的专业基础。毕业后，我还参加了空军驻杭州的条令教材编写组的工作，曾在刘亚楼司令员“一人读书，万人受益”的要求下，我担任主笔，参与缩编简介俄文版的《最高统帅部》这部著作（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情况），受到刘司令员的赞赏。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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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