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李显扬
我参军能当上翻译，是我的愿望所归。从当翻译那一天起，经历了无数的“关口”，但我在翻译工作这条道路上，总在不断地攀登。首先是将俄语口译成汉语。进而是苦修专业，进入专业翻译。再后是能将中文翻译成俄文。最后是参与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翻译和辞典的编纂。总之，翻译工作要做得好上加好，是无止境的。
第一道坡是将俄语口译成汉语
人民空军初建时期，空军的飞机和地面装备，多是苏式的，而且苏联派出800多名顾问、专家和许多技术人员，帮助我们建立航校和部队以及修建机场等。为了掌握这些武器装备和进行工作间的交流，翻译就成了语言交流的重要载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一切与空军军事活动有关的场所，几乎都要翻译，翻译成了“宝贝”，成了“抢手货”。
我是1950年年底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入伍的。开始让我去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我一怔，心想，糟了，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要与病人打一辈子交道。当夜我心绪不宁，甚至想在第二天逃之夭夭，然而，意志战胜了我，我终于穿上了新发的绿军装，随同大家到达了哈尔滨。哈尔滨医科大学有一个俄文系，我因爱好文学，提出想转到俄文系去。组里的同志劝我，要服从革命的需要，我也只好无奈地听从。好像老天有眼，在入伍教育结束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上面有令，要从哈医大学医的学员中调30名学员去大连俄专学俄文。”我忙不迭地向领导提出申请，而且很快就被批准了。我心里明白，未来的我将是一名军事翻译，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1951年我到了大连俄专，第二年大连俄专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俄文专科学校。在那里我苦读了几年俄文，算是几年磨一剑，1954年我以优秀成绩毕业，学历定为大学本科。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防空军司令部翻译室，搞高炮专业。当年年底，我与一些同志去安东（现丹东）执行我方高炮部队接收苏军撤退的装备和防务。两军交接，翻译任务繁而又杂，且无定时，随叫随到。我经常是一个人站在一辆敞篷卡车上，奔忙在山山岭岭之间，山路崎岖，坑坑洼洼，卡车像烈马一样奔跑着，吼叫着。我的手得紧紧把住卡车的护栏，稍不留意，甚至可能从卡车里抛出去。冬天严寒，风刮雪冷，但心里却热乎乎的，觉得能完成任务，就感到安慰、欣喜，全身似乎充满一种无形的力量。特别是苏军撤退的头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赶了三个告别宴会。为了在众人面前，当讲话者话音刚落，我就能流利地、恰到好处地译成汉语，事先我根据设想的告别宴会的内容，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从而从容应对，获得了称赞。当时，一辆吉普车载着我，在一个部队的告别宴会上翻译完两军首长的致辞后，马上又跳上车子，赶赴下一个告别宴会。虽然赶了三个宴会，别人酒足饭饱，我却饥肠辘辘，尽管如此，我感到顺利完成了任务，心满意足，乐在其中。
第二道坡是专业翻译
1955年、1956年，迎接新式高炮的改装任务。100毫米自动高射炮是苏联的新式高炮，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苏联军人。防空军的一大批翻译齐集南苑某高炮团，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始时讲高炮结构，我自知自己是个初出茅庐的新翻译，对军事专业欠缺，所以特别谨慎小心。每当轮到我上课当翻译时，头一天下午我必须把苏联教员的讲义拿到手，吃深吃透其内容，而且往往把苏联教员请到炮位上去，让他先给我讲，做到第二天即使没有苏联教员我也能单独讲这堂课的程度。接着又是执行改装57毫米自动高射炮的翻译任务，依然如此忙碌和辛苦。在翻译过程中，我还经常利用硬纸板做成模型，以帮助学员理解，这是我的独创，但这项额外工作，却让我经常加班到深更半夜。在部队对翻译工作进行评比时，我和另一位同志组成的翻译组，被评为标兵翻译组，训练场上竖起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好翻译”。这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记得在一个大风沙的下午，彭德怀元帅前来参观这种新式高炮，他走过这块牌子时，特意停步看了看，还翘了一下大拇指。
根据空军首长对空军翻译人员的要求，即空军翻译人员不仅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而且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技术素质。当时曾规定，翻译人员除了要去基层锻炼，特别强调要进技术院校进修。因此，我除两次去基层，1958年去山东潍坊机场和1965年去福州机场，当机械兵近一年。1959年，组织上又让我去空军第8航校，进修军械专业，入军械主任班，通过两年三个阶段的正规学习，于1961年经国家考试毕业，获得毕业证书。通过这种进修，我感到有了较扎实的专业基础。毕业后，我还参加了空军驻杭州的条令教材编写组的工作，曾在刘亚楼司令员“一人读书，万人受益”的要求下，我担任主笔，参与缩编简介俄文版的《最高统帅部》这部著作（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情况），受到刘司令员的赞赏。
第三道坡是中译俄
空军前后曾有两次大规模的援外中译俄笔译任务：一次是1965年至1966年的4020任务，在南苑机场执行；一次是1971年至1974年的609任务，在空军指挥学院执行。在执行这两次任务中，都集中了空军大批的新老翻译，而我是这两次任务的自始至终全过程的参与者。这两次任务都是笔译任务，译的全是修理资料，涉及到各种专业（特设、军械、机械等），我们知道，过去翻译的大都是俄译中，这两次任务却都是反其文而行之，是中译俄，难度就大了。而且资料繁多（包括图纸），又是一条龙服务（包括翻译、打字、付印、出成品）。
中译俄，难在要在吃透中文的基础上才可进行，还要用准技术术语、技术词汇和技术性句型，否则，轻则解决不了问题，重则出错、出故障、出事故。
为了解决吃透中文的办法是依靠技术人员和看实物，解决技术术语、技术词汇和技术性句型的办法，一是靠经验，二是靠“追根求源”。何谓“追根求源”？那就是说，过去我们的许多中文技术资料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现在我们就反过来，从大量的俄文资料中，去找对应的即正确的技术术语、技术词汇和技术性句型。但这谈何容易，有人比之为“大海捞针”。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定期将捞来的“针”（技术术语、技术词汇和技术性句型）累积起来，分门别类，汇集成册，越积越多，类似辞典，作为工具，指导工作。
总的说来，这两次大规模的中译俄翻译任务，执行的时间长，投入的翻译力量大，译出的资料多，融入了空军众多翻译人员的心血。通过这两次中译俄任务的执行，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多可贵的经验，也大大提高了中译俄的笔译能力，而且积累了资料，培养了新人，达到了工作和学习的统一。
第四道坡是参与《百科全书》的辞典的翻译
从1979年起，我先后投身到翻译《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和编纂两部科技辞典的笔译工作中。《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翻译，历时近4年，我是译校全过程的参加者。军委首长对编译《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有这样的批语：这对部队建设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好书，对我都有重要借鉴价值，我们该很好了解苏联的军事思想、战争理论、部队编成和技术装备及世界其他各国的军事现状，总之，要全文翻译，为我所用。
我是从空司翻译队调到《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空军翻译组的。空军翻译组设在空军指挥学院。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空军翻译组全组同志以尽职尽责、保质保量的精神，如期完成翻译任务。在完成任务后，徐向前元帅代表中央军委亲笔致函军事科学院，表示热烈祝贺说：“你们作出了重要贡献。”军事科学院则颁发给我们每人一本红皮证书。
随后，我回到空司翻译队，参加编纂两部科技辞典的工作。一部是《俄汉科技大辞典》，这部辞典是在《俄汉航空综合辞典》的基础上扩编的。参加编纂工作的除空司翻译队外，还有北京市其他学术和翻译单位的很多同志。全书共约28万条术语（包括词目和词组），17种附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后，十分畅销，连续再版，是俄文科技翻译工作者手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第二部是《英俄汉电子电工技术辞典》，这是空司翻译队俄文翻译室独自编纂的一部辞典。原出发点是编成一部电学方面的辞典，后来在收词过程中把收词范围扩大了，共收词9.6万余条，收词范围以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技术、电工技术、质量管理、自动化技术、超导技术、航天航空和晶体学等学科或专业为主，也收集了部分最新科技基础词。最后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我在空军俄文翻译岗位上的39年中，由于自己努力，特别是对翻译工作的“情有独钟”，所以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是尽职尽责，称心如意地完成了领导上所交的任务，可以说是一路豪情一路歌吧！1989年2月，我从翻译岗位上退休了。但并非坐以待老，而是发挥余热，与同时退休的同志们，先后为空军各单位和外部单位翻译了大量技术资料，深得各单位的感谢。另外，由于我爱好文学，又同时进入了文学翻译的行列。我与人合作，先后翻译出版过《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四集）、《苦河梦》（长篇小说，上下册）、《阿尔巴诺湖畔的罪恶》（小说）、《阻击兵菲里普·鲁巴霍》（小说）、《难忘的岁月》（回忆录）和《苏联出兵东北纪实》（回忆录）等。
我想，我是空军翻译队伍中的一滴水，反映的只是一些小的侧面，空军的翻译工作有如一江流水，不断地在向前流动，流动……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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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