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2月18日电（记者吴磊 左昊畅）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近日在参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展望论坛”的间隙，接受了新华网新加坡频道的专访，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做出前瞻性评论，以下是专访主要内容:

解剖宏观经济脉络

记者：根据您对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预测，中国经济2019年左右会达到9%的峰值，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结构会相应发生怎样的变化？哪些产业将会被重点调整？

成思危：第一是现代服务业，包括现代信息业、金融业、会展业、物流业、咨询业、管理业等。因为现代服务业本身是任何国家发展必须增加的，而且这是不排放二氧化碳。第二是新能源产业。能源是经济的粮食，中国能源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中国能源越来越依赖进口。第三是文化产业。大家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是中国的文化被世界了解的还不够，我在美国时发现美国人对印度的瑜伽了解的比中国的太极要多，实际上中国的太极拳有悠久的历史还能非常好地锻炼身体。所以我想像中国这样的文化产业，也是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三方面将来我们要大力推进，当然在推进的开始需要投入，投入会影响GDP的增长。但一旦到2019年前后，这些产业发展成熟起来了，就将对GDP有更多贡献。传统产业由于已经产能过剩，就不应该再过于注重生产能力，转而应追求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每个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利用信息技术的提高来改造升级传统产业。

记者：除了产业结构升级，国企改革也是新一轮经济政策中大家关注的重点，您对此作何评价？

成思危：因为民营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比国有企业要灵敏，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非常重要。好的民营企业毕竟资金力量有限，如果它和大型国有企业混合起来，就能获得很好的发展。所以，混合所有制的政策提出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不是国有搞国有，民营搞民营，而是大家优势互补，解决资金、管理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点，是这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方向。

第二，国企最大的问题是公司治理。它对管理者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到位。管理者做得好与不好都没有特别的约束和激励。所以现在在国企改革要有职业经理人，国企的管理者也和民企业管理者一样，是职业管理人才，需要管理训练和管理经验的积累。所以，培养职业经理人是中国国企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包括把人才送到去国外培养，到国外大公司任职几年再回来，这种经验都是国企需要的。

畅谈“虚实相济”

记者：目前中国的虚拟经济发展大致处于怎样的阶段？下一步发展方向如何？

成思危：虚拟经济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现代任何经济发展都脱离不开金融。所以虚拟经济是躲不过去的，是必须要发展的，特别是中国现在的虚拟经济发展还是要比国际水平低很多。美国在全世界的虚拟经济规模达到800多万亿美元，是GDP10倍以上，而它的实体经济现在只占国民经济的42%，是发展过度，还要往实体经济回归。中国的实体经济占到71.5%，虚拟经济只是GDP的1.6倍。所以中国还要进一步发展虚拟经济，不然在国际金融领域就没有竞争力，只能把钱借给美国去买美国国债。估计到2025年到2030年，实体经济可能降低到65%。

但是发展虚拟经济一定要注意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防止消极作用，也就是要防范风险，防范过度投机。同时经济收益也要合理分配。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虚拟经济收益太高，银行赚钱赚得不好意思。而实体经济企业赚不到钱。这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利润分配的问题。从世界角度来说，国际的竞争就是金融的竞争，但是现在不是说实体经济就不要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要发挥虚拟经济的促进作用，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要保证利益分配的合理。这里提到的利润比需要机制的调整，但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还没有看到太多。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支持实体经济，但仅仅是开始。

记者：您所说的“发挥虚拟经济的促进作用”如何具体落实到政策上？

成思危：我曾提出过建立民营银行的建议可能是一个促进措施。就是说要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应该建立专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银行。在金融体制设计上，应该是“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大猫就是中大型企业，小猫就是小微型企业。民营银行就应该是针对社区、农村和城镇，不要搞全国性，因为它无法与大银行竞争。而且大银行本身就是嫌贫爱富、嫌小爱大，再加上给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和交易成本都高，大银行很难有给小微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所以就是小银行专门给小企业贷款。通过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记者：有报道提到，负责山西省金融工作的省领导在座谈会上“呼吁金融机构、实体经济和政府三者和谐共赢。”你对这一事件中，政、银、企三方的关系如何评价？

成思危：这是属于影子银行的信托产品的问题。信托产品本身是有风险的，但是中国很多人不理解、不习惯承担风险。最后还是政府出面，没有造成大规模闹事。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以前炒股炒没了都会去股市门前静坐，但是现在都不闹了，大家都知道后边有政府买单。所以要加强投资教育，要大家知道想要高回报，必须要承担高风险。否则天上没有掉下的馅饼。

我认为从政府来看，应该让市场去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可以反映情况、做协调工作。现在说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做到，因为这必须要经历一个过程。究竟找市场还是找市长，关键还是得找市场。市长也得找，但如果天天折腾这些事，民生的问题谁来管？

记者：您是虚拟经济研究的专家，但大多数人熟悉您还是从“风险投资”开始。我们知道您曾提出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三步走”战略，如今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发展处于哪一阶段？

成思危：现在中国从资金总量和投资量来说都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我们的问题第一是投资多在后期，前期“种子”、“萌芽”阶段的投资少；第二是真正投资到高新技术上的比例不是非常大。现在虽然达到70%，但有些还并非高新技术，混进创业板的也有；第三，投资者和创新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风险投资的投入应该是投在天使投资和创业风险投资阶段，应该重点投在高科技上，应该支持创新者创业，而且给投资者一个合理的回报。

记者：这里您提到的“投资者和创新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何进一步“理顺”？

成思危：例如创新者赚钱了，投资者可能不愿意过多分享盈利。投资者不理解风险投资成功的十个项目里可能有九个都是失败的项目。这实际是违约的情况。第二种是当风险投资出现失败的时候投资者要叫停，但创新者不肯，他认为自己的项目还有希望。第三个比如说企业做大后，创新者其实不适合做CEO，他可能不会管理人事也不懂市场，这时候就应该按照董事会的决定去聘请专业管理人才。

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要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投资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