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2月16日
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
演讲人：托马斯·萨金特（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演讲主题：美国经济演化和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刚才两位的演讲也很精彩。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美国经济的变革和发展，以及中国能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经济体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的大规模集合，与家人一起做一些活动，让生活变得更好。我认为，美国历史与中国历史和当今状况，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今天要讲到五个领域的内容，即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努力应对的几项挑战。我提到的这些，同时大家可以考虑中国是不是也在面临这些挑战，或者美国仍旧面临这些挑战。第一个议题是，我们如何分割中央政府和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责任与收入，也就是如何划分它们的职责和责任。第二个议题也是美国一直困惑的，应该由哪一级政府，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管理银行。政府是否应该保证银行活动的安全？如何保证通过央行或存款保险机构的帮助，应该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来做这件事？这一点美国也很困惑。第三是怎样设立一个由政府支持的社保系统，以支持医疗体系和老年人的退休体系。第四是，如何应对广泛蔓延的 经济腐败问题，现在这依然是美国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五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管理货币体系？ 不管它是不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我最后还想谈第六个问题。以上五个问题，甚至是解决方法，中国和美国都有相似之处。第六个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关于移民的问题，我最后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下面我就开始讲了，中国能从美国能学到什么吗？从1776年美国建国到18世纪时，我们非常穷。现在美国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美国怎么变得这么富裕呢？美国当然取得一些成功，有成功，有失败。涉及到这五个领域的问题，等下我会告诉大家。美国当然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也有可以改善的地方。我认为，中国也可以用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也可以向中国或其它国家学习。我们能从跨国竞争中学到的最棒事情之一是，国家可以相互促进提高。
那么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怎样对经济体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之前的谈话我们也讲过了一些。改革的动力之一是经验，我们做的一些事，认识到有些奏效有些不奏效，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在美国，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很大程度上顺其自然就发生了，没有很多的预见，或者是提前规划，就这样发生了。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取决于居住在美国的这些居民来自哪里，他们来自英国、德国、爱尔兰或是中国，他们把自己国家的理念带入美国，这就是美国成为现在这样的过程。因此牵涉到货币、财政和金融危机，我们有很多即兴做法，美国改进的动力源泉之一是这些危机。刚才格林斯潘先生讲到了很重要的内容，美国经历了好几次危机，包括这次金融危机和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社保危机，这也正是我们改革的源泉。接下来我的发言将贯穿这五个方面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些美国历史，看大家能否从中找到一些经验教训。
现在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联邦政府如何分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与收入，这也就是美国的资金怎么利用的问题。可能大家知道，美国建国时有宪法，但你们是否知道，其实我们有过两个宪法。早期的宪法叫作《邦联条例》，在建国初期使用，最早的宪法和现在的宪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责划分方面。事情是这样的，刚开始我们有了《邦联条例》。在这个文件中，美国13个独立州，它们都是自治州，也就是我们建国初期的13个州，这个宪法被称作《邦联条例》。此时的中央政府非常弱，弱到没有征税的权力，所以就由各州自己负责州内的税收。这13个州都可以自己印货币，也有自己的贸易政策、贸易法则，所以中央政府的权力非常弱。最初成立的中央政府没有收税、支出和借贷能力，这就是我们建国之初、独立战争时期的政府。实际上这是内战，为了独立对抗英国人，战争的结果就是，我们为战争提供资金导致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因为战争时13个州的货币印刷量过大，战后政府负债率非常高，这个负债甚至比现在的欧元危机还严重一些，比现在的希腊还要严重。《邦联条例》有点类似现在欧元区的宪法。你们看看欧洲，欧盟中央政府的权力其实也是非常弱的，税收也受到严重限制，跟我们最初的宪法一样。中央政府必须要求各个州为它提供资金，所以到18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用的就是这部宪法。一些人开始对此感到不满，事实上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进化，这是一次和平的进化，我们重新设计，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重新划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新宪法中，也就是现在使用的美国宪法，财政和货币的权力从这些州回收到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拥有货币印刷和收税的权力，州政府不再拥有这些权力，同时联邦政府也完全国有化了州政府的债务。这13个州的负债非常严重，因为这13个州的负债状况非常严重，这成了讨价还价的最大筹码，作为州政府放弃收税权的交换条件，中央政府拿到了收税权，同时中央政府承担了它们的债务。所以现在的美国宪法建立在州政府债务解决的基础上。这就是美国的起源、建国精英们决心这样重构联邦和州政府权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建国就遇到了债务危机，州政府和中央财政都有严重的负债，因为中央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征税以还债，所以我们就开始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得以还债，在18世纪90年代沉重的债务变为获取巨大资本利得。这一巨大的救助计划增加了美国政府的信用，美国就在这种财政危机中起步。当时的风险非常高，后来在国际市场上变成了很高的信誉。我们改革了这些机构，已获得良好的信用，因此发生了一些事，我们获得良好信誉的基础是拯救那些州政府，但这为以后埋下隐患。因为一旦你援助了州政府，他们就会期待你下次也会去援助，所以30-40年后州政府们再次陷入了困境，遭遇债务危机。这就是1833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州政府面临大量债务违约的问题。那时候有人提议中央政府应再次援助州政府，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也就是第二次债务危机，中央政府拒绝去挽救这些州，任由这些债务违约。结果就是，各个州需要自行解决债务问题，这促使州政府必须进行机构改革，以保证他们不会再次出现债务违约。
从这两件事情中，我们能学到的是财政危机可以导致政治变革。对债务危机救助的程度与联邦财政来源压力之间的紧张情绪，在美国持续出现，在巴西和阿根廷也出现过，现在这是欧洲面临的首要问题。
那么银行怎么了？我开始讲第二个议题。问题在于，哪一级政府应该对银行实施负责和监管，应该由州一级来对银行负责吗？刚刚格林斯潘先生已经简单讲过了，还是让中央政府来对银行负责，或者应该让银行自治，让它们的储户来管理，就像我们在19世纪时那样做。刚才格林斯潘先生也提到一些，或者让中央政府来监管。美国其实也一直在纠结，曾经有一段时间，19世纪上半叶中央政府不对银行负责的，我们让私人对银行负责，他们的监管五花八门、非常随意，有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中央政府也是坐视不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在19世纪没有中央银行。所以美国面临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应该建立中央银行，它是做什么的？这在美国一直是被讨论的议题。
下午我们也谈到了，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不应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如果有的话，是中央政府还是州政府来发行存款保险？具体实施的话，这种保险如何融资？如何定价？所以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看法不同，包括中央银行官员在内的一些人认为美国做错了。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通过，当时是罗斯福总统主政。其实他不愿意签署这个文件，因为他觉得这个保险可能会鼓励银行铤而走险。像格林斯潘刚刚讲过的，银行要面临资本要求提高的问题。因为罗斯福总统认为，提高资本要求，救助银行的成本也会增大，也就增大了金融危机的规模。有趣的是，罗斯福总统的想法与格林斯潘先生不谋而合。我觉得这个问题，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已经见证了美国各种做法的效果。有些非常成功的做法，已经被其它国家所采用。
如何对政府支持的社保系统和退休福利制度进行融资？美国选择的道路，就是从年轻人那里获取资源，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再给老年人，这被称作“现收现付模式”。社保构筑的就是，年轻人变老后，其他年轻人就把资源转给他们，这实际上是就是庞氏骗局。这是政府主导的庞氏骗局，我们不应该这么说，但这就是事实。所以社保没有资金，没有社会保障基金。你必须相信，当美国年轻人缴纳社保税，社保资金就会马上获得，这不是一段时间，不是单指某个人。我的一位朋友称其为“代间虐待儿童”，有点夸张，不好听，却是事实。所以美国这样的制度，面临很大的人口风险。那么人们怎么办？对于社保制度来说，这既是福气，也是诅咒。对于那些长寿的人该怎么办？所以不再是五年后退休，而是二十年后退休，这意味着年轻人必须得付出更多的钱，因为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这就是人口风险，称作人口风险是因为人们越来越长寿，因为医药行业的进步，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我们的社保制度对此要加以承担，而且还要承担政治风险。如果年轻人不愿意了怎么办？这就是美国许多困境的源头。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一直看到，美国国会讨论时常陷入僵局的理由之一。
世界上还有其它的制度，它们是所谓的完全融资制度，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你是年轻人，政府告诉你必须缴纳社保税，但是这些税会被存到账户中，用的是你的名字，使用要走个流程你本人才能使用，你出的钱不会转到我身上。实际上我不喜欢这样的制度，因为我是老人了，但如果你是三十岁上下，你会更喜欢这个制度。这种制度格林斯潘说的比较礼貌，他觉得这是建立了一种捐献，不是社保制度。
所以你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因为虽然人们变老，他们的寿命越来越长，那么整个社会应该决定他们应该工作多少年。比如，法国这样的国家，人们在60岁退休，他们大概有二三十年不用工作。这其实是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人一直是珍贵的资源。为什么不能有一种制度让人们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这种制度就是美国从其它国家那里学到的。很多国家也能从美国的纠结当中学到东西。
好的，下面我要讲美国早期的腐败问题。如果你们读过美国早期历史，就会发现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涉及政府的经济腐败。比如，公共土地售卖，对于有高度兴趣的人设有特殊条款，铁路发行债券的形式服从于政府，还有20世纪初的油矿租借等等。所以基本的问题就是涉及到特权，西方完全建立了保障财产权利制度，所以这些都是美国一直在纠结的问题。如果你看到美国在批判其它国家腐败情况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问问美国，你们美国的腐败情况怎么样？如何处理？美国的腐败是如何越来越少的？你们使用什么机构来对此加以控制？是不是持续与腐败作斗争？我觉得现在我们比一开始做的好多了。
最后一个是我的第五个议题。我说的这些所有关于美国的事，我们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你们也在一直解决。这些事情都在改革名单上，制定时非常小心翼翼的表格，下面的话题是处理和设计，目前还不是但今后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的货币，所以美国历史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刚建国的时候西班牙元是国家货币，没有一种永久的国际货币，几百年来我们使用英镑，几百年之前，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英镑都将是国际货币。但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财政和货币中断，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尽管它的地位越来越弱。所以格林斯潘先生说过，美国这个国家从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你可以随意印刷美元，通过制造通货膨胀很自然地进行违约。这个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说的，但这是非常大的好处。但问题是你这么做，你就不再是国际货币了。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中国面临机遇和挑战，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人民的创新和力量，人民币有机会成为国际货币。不管它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中国政府在其中只能起到部分作用，因为这不是单单由在中国的人所决定的，这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一个货币是不是最好的交易货币？美元还是人民币或比特币？这在市场上还是有一种竞争的。
最后一点，我要再一次提到格林斯潘先生讲到的话。竞争其实是一种不太受欢迎的力量元素，它一直都在威胁我们，对于利益保护是一种威胁，但竞争也是创新的推动力，所以我们有很多研究。关于竞争的优势是什么？作为美国来说，美国人老是在抱怨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竞争，但我觉得听到这些人的抱怨感觉有一些丢脸，因为竞争对美国人来说是好事情，它提高了我们的效率，因为我们必须得继续竞争。所以有个叫詹姆斯·史密斯的人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研究，他是个专栏作家，他研究了一个又一个案例，表明如果我们消除了进口方面的限制，例如铁矿石生产商进口政策门槛取消，它其实是可以提高美国的效率。这是非常古老的想法，非常古老的力量，这种力量无处不在。
最后我想说，中国和美国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我提到的这些东西，美国一直遇到的问题、机遇和挑战，和中国遇到的都是一样的。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惊喜，因为我们都是人，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同，我研究美国历史发现有一点不同，这点值得我们去思考。美国建国时非常贫穷，但我们有大量土地，人口也不多，所以土地很便宜。人们就很害怕，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口众多，这是很大的不同。但我们看看美国做了什么呢？我们“进口”了很多人，不是把婴儿进口进来，而是把成人进口进来。我们并不是有意为之，它是顺其自然地发生。我们进口的人都是高学历的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地方受到了教育，然后移民到美国来，还有来自中国的人，这些人已经在本国接受了教育，他们的祖国提供了教育，然后他们来到了美国，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巨大的人口资本。我们一开始就这么做，我们在20世纪这么做。如果你研究过20世纪伟大的发明，它们都是由美国人发明的，这些发明家其实是在欧洲或亚洲接受教育。好的，所以仔细想想吧。另一个就是我们有好的大学。我们许多好大学的学生，都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如果你看看美国制造的一些好东西，我们制造好莱坞电影、歌手、高等教育，进口的好东西之一就是高等教育，我们把它进口进来了，所以我是一名大学教授。过去15-20年，我许多最好的学生来自中国，他们都是在中国高中、大学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在中国所获得的科学和数学教育，当然比美国好得多，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人才引进来。我展望未来，这一点是中国和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一直在引进人才，考虑到这一点，我想未来是有机会的。要在中国建立很有影响力的大学，因为人力资源丰富，有众多的人口。我的预测就是，你们在未来会看到很多中国大学创造出奇迹。
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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