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2月16日讯 以“重建改革逻辑”为主题的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在会上表示，中国必须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
厉以宁称，中国的最大特点就是说地少人多。中国现在的城镇居民，包括没有城市户口的、包括在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户口的大概占了一半多一点。如果中国15亿人口有12亿住城里，意味着有6亿多的城镇人口再增加5亿多人。5亿多人进了现在的城市，土地、淡水、就业都无法供应。因此中国必须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
那么何为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厉以宁称，中国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多一个新社区。老城区就是现在已经有的城市要经过改造，棚户区拆迁、工厂污染的搬走，改造成是何人居住的居住的居民区、商务区、服务区、文化区等。新城区就是新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实验区、物流园区等。“那就是新城区也要有居民，不是到晚上灯就黑了。民营企业要进去，小微企业要发展，到了夜里12点都是热闹的，又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有人气了。没有这些就没有人气，没有人气晚上灯都是关的，一片黑是‘鬼城’。”
厉以宁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主要在第三点，就是新社区，农村中已经建立了新农村，但只建一些居民楼是不够的。“第一园林化、第二走绿色经济道路，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社会保障城乡趋于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新农村就改为新社区了。”厉以宁称，新社区就是中国式的城镇化的，它们就是未来的新的小城镇。
文字实录：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释放更多制度红利》。
第一个问题，城镇化。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但城镇化重要的问题是，它不是单纯的一项建设，而是一场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经常采用这个词叫作“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用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是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制度化了。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无论从水路、陆路，到了东北那就是自由天地了。山东的农村人到了东北，可以在城里买房子、建工厂，可以开商店、当店员。山东的城里人到了东北去以后，他可以在农村买地、租地，可以搞农业，可以建房子。农村人在农村住久了，他愿意进城就进城，城里人在城里住久了，他愿意到农村就到农村。所以生产要素“人”这个环节，是自由流动的。所以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城乡二元结构”。
什么时候开始有“城乡二元体制”的呢？1958年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就定了。这种情况下，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城乡二元体制”是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容的！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那我们就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就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城乡二元体制”（对城镇化）有什么阻碍呢？从城镇化本身来说，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可以扩大消费，这都是大家知道的。“城乡一体化”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一个权利平等的地位。这是最重要的制度红利，要释放出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民间，包括农村，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没法儿调动起来，两种户口把它限制住了。所以这个叫改革，这个改革的过程就是个释放制度红利的过程。
“户口的一元化”怎么改法？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户口的一元化改革，可以走双轨制。大城市走计分制的道路，其它的地方，包括小城镇在内，走分区推进的办法。上海市是计分制的试点。为什么上海会有计分制呢？因为上海的情况跟其它地方不一样。上海是制造业很发达的城市，长期以来上海的制造业在全国是居于首位的。但是近3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上海制造业的骨干工人、技工、板组长，甚至到车间主任，已经不是上海人的居民的子弟了，近30年以来是变成农民工了。这些农民工进上海的时候，也许才20岁，现在40岁、50岁了。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成为上海各大制造业工厂的技术骨干、管理骨干。但他们的家属融不进上海的城市社会，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公立学校念书。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心里是不安的。江苏的南部、浙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制造业的建设，要走新的制造业道路，他们技术工人不足、骨干不足，到上海来挖。这种情况下，上海的老工人或者是中年以上的，都被他们许诺了。许诺什么？你到我们这里来，给你解决城市户口问题，于是就想去了，有些也去了，果然解决了（户口）。这就给上海带来一个问题，你再不把这批骨干的农民工给挽留住，上海的制造业将成为一个空架子。那怎么办呢？研究来研究去，最后搞出一个计分制。你的学历、你的经历、你做过的贡献、你有没有发明创造，还有其它一些奖励有没有，都折成分数。你够了一定的标准现在就改，够了改为上海城市户口。即使现在还不够，你有了做工作的余地了。找他们谈话，你差不多了，你再等一会，如果是年限到了，或者你有发明、有奖励了可以加分，就快了快了，这就把这部分人安心下来。所以计分制是必要的，对于大城市适合。
那对于小城镇怎么办呢？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最大特点就是说地少人多。中国现在的城里的居民，不算真正有城市户口的，包括在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户口的人，大概占了一半多一点。我们的标准，一般来说，学美国学不像了，美国百分之九十几的城镇化率。但西欧可以学吧？西欧大概在80%左右。假如再过一些年，中国要到80%的城镇化率，那15亿人口有12亿住城里。12亿住城里意味着，现有城市人口6亿多，再增加5亿多人。这怎么得了？5亿多人进了现在的城市，土地够吗？淡水供应够吗？各种设备够吗？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城里就拥挤不堪了，所以这个就不好办了。
所以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多一个新社区。老城区就是现在已经有的城市，要经过改造、棚户区拆迁，工厂污染的搬走，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商业区、服务区、文化教育区，这样就行了。新城区就是现在新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实验区、物流园区等等。那就是新城区也要有居民，不能净是工厂，没有民营企业进去，没有小微企业，没有个体工商户，像个什么样子？到晚上灯是黑的，是个“鬼城”。注意了，民营经济要进去，小微企业要发展，个体工商户要大量存在。到了夜晚12点都是热闹的，又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有人气了。没有这些，就没有人气，没人气，完了，灯都是关的，一片黑，“鬼城”！所以新城区是这样。但中国的特色在第三点，是新社区。现在农村中已经建立一些新农村了，
这些新农村怎么搞？主要是在这里建了一些居民楼，不够的！第一，园林化；第二，走绿色经济道路；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社会保障，城乡趋于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新农村就改为新社区了。新社区就是中国式的城镇化的一个点，他们就是未来的新的小城镇。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中国这些地方不能采取计分制。他的居民户口的一元化，是分区推进。这个区成熟了，全盘改，那个区成熟了，全盘改。这样中国城镇化的红利，就大大地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的。
第二个红利——混合所有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方面，主要是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突破就是，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个突破。因为过去只提到，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现在提决定性的作用，一切按市场规律、市场规则、市场竞争、市场价格来定。另外，这就能够促使效率的最大化。第三，减少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就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根源。这都是有好处的，效率也提高了。另一个重要的，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应该门户开放，领域准入，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并且改为混合所有制。要鼓励民营企业去参股国有企业，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变革。第三个方式就是，有条件的地方陆续要建立，或者是发展成为职工持股制度，这就走向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所有这些都是创造制度红利的地方，改革的红利、制度的红利，将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包括国企、民企，都走向了混合所有制。也包括职工的持股制度，只有职工持股了，企业才能变革。这个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两个层次的改革。作为高层次的，是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因为重要问题在资源的配置。在这方面有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每种资本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率。长期以来人们惯用的是生产效率，投入产出关系，多投入就有产出，少投入效益提高了，有同样产出，这是生产效率。20世纪30年代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界逐渐重视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什么意思？假定投入是既定的，A方是配置资源有N的效率，B方是配置资源有N+1效率，这样的话资源能够得到更加有效地配置。于是资本市场的地位就重要了，产权交易平台就重要了，兼并重组就重要了。这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启发的。国资委管资本不要去管企业！遇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怎么改？人家都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人家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国有企业有自己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聘任总经理，这些起作用，你管它干什么？你不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置于一边了吗？不摆脱行政干预，行政管企业不如法人治理结构治理企业。它（国资委）管什么呢？就管资本的进进出出。短期的部门、新兴的产业，需要加强投资，国有资本可以进入。如果产能过剩了，如果是效益不好，国有资本可以撤出来，国有资本就用活了。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企业都是独立经营主体。
举一个故事来讲，《水浒传》当中写到林冲发配到沧州，路上经过了柴大官人柴进的庄上，柴进就留他住下了。庄上有一个教头姓洪，洪教头趾高气扬、瞧不起人。人家说这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他说，管他什么，现在混饭吃的教头太多了，他有本事他敢跟我比吗？林冲就不愿意比。林冲越不愿意比，这洪教头就越趾高气扬。这种情况之下，柴进都看不过去了，就说这位洪教头最近才到庄上来，意思就说他刚来跟我没什么深交情，你就跟他比嘛。林冲就跟他比，林冲打了一两个回合就不打了，跳出来我认输了。还没施展武艺怎么认输了？他说，我还带着枷呢。犯人不得带枷么？怎么好施展武艺，于是请两个（公）人给把他枷解开了。一解开，几棍子就把洪教头打翻在地，洪教头满面羞惭、离庄而去。我们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能搞好？它带枷的。到现在枷没解掉，你怎么施展武艺呢？所以说一定要改。要让国有企业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这样就行了。这就释放了更多的制度红利。
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我们的制度红利是很多的。
需要进一步来讲，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是释放制度红利的。而且很多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发展方式，建立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制度红利其它国家也有，但有一个制度红利，应该是像我们正在做的，是最大的制度红利，不是刚才讲的城镇化的红利，不是刚才讲的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红利，也不是刚才讲的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这个红利别的国家都会有，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就是社会一定要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让大家在这样一个气氛下，每人都有自己的积极性，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是不一样的。积累才有和谐。发展经济学整个来说，归结为四句话：第一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第二句话，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第三句话，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第四句话，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要有一个慢慢的积累过程。只有社会和谐红利被释放出来，我们国家将成为，不仅是工业大国、工业强国、创新大国，而且也成为一个社会和谐的范例。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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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