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未完人已醒 麻醉难题待破解

麻醉对减轻手术患者痛楚功不可没，但可能给患者带来的心理伤害往往不为人所知。一些病人未等手术结束就恢复意识，而肢体在麻醉药作用下不能动弹，眼睛又被蒙住，无法示意医生自己已经醒来。这些病人往往受手术过程刺激，留下心理阴影。

现阶段对于麻醉药如何作用于大脑，如何判断患者是否清醒了解得不够，精确控制麻醉过程仍是难题。

坎贝尔的噩梦

琳达·坎贝尔不到４岁时阑尾炎发作，接受阑尾切除手术。

母亲注意到，坎贝尔出院后不久“有些不对劲”，变得脾气古怪。她乱丢食物，易怒，夜里睡不安稳，梦到“身体被切开的人、好多血、暴力”，不肯独处，只肯让最亲近的几个人靠近。

随着年岁增长，坎贝尔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不同常人之处，比如经常做噩梦，容易受惊。心理医生试图帮助坎贝尔找寻问题根源。在一次催眠治疗中，坎贝尔恍惚看到一个男人俯视她，感到极其恐惧。

２００６年秋一个下午，距离那次手术已有４０年，坎贝尔听麻醉师谈手术中病人对麻醉剂的反应，唤醒她对儿时接受手术的回忆。她想起手术室中一个男人正像是她在催眠状态下看到的那个男人，还想起手术中一度“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只剩下恐惧，感觉快要死去”。坎贝尔意识到，她在手术中途醒来，这正是她种种变化的根源。

坎贝尔的这种情况被医学界称为“手术中回忆”或“麻醉意识”。专家估计，美国每１０００名接受全身麻醉的患者中有一到两人会出现“麻醉意识”。患者中途醒来后，能听到医生闲谈，听到手术器材接触器官发出的窸窣声、抽血声，能感觉到手指动作，闻到灼烧肉体或毛发的气味。

不少出现“麻醉意识”的患者遭受长期心理困扰，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几率比上过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的美军士兵高５倍。

坎贝尔确认自己是“麻醉意识”的受害者后，在网上搜到不少与她遭遇类似的人。他们常做噩梦，害怕密闭空间，有些人甚至不能平躺，只能在椅子上入睡。他们感觉曾走到生死边缘。

赛兹莫尔的痛苦

在大多数“麻醉意识”案例中，患者苏醒，但没有多少疼痛感。牧师小舍曼·赛兹莫尔的经历却并非如此。

２００６年初，时年７３岁的赛兹莫尔因不明原因的腹痛而接受开腹手术。

按家人说法，赛兹莫尔在手术过程中清醒，自始至终感到疼痛，术后行为怪异，畏惧独处，感觉呼吸困难，声称有人想活埋他。他拒绝接近孙子孙女，失眠，或噩梦不断。２００６年２月２日，即术后两星期，他开枪自杀。他没有精神病史。

家人以手术给赛兹莫尔造成心理伤害为由把医院告上法庭。他们认为，医院怀疑赛兹莫尔说的手术中疼痛源于他的想象，让赛兹莫尔深受精神折磨。家人指控医院没有建议赛兹莫尔寻求心理辅导，也没有说明许多经历“麻醉意识”的患者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官司２００８年以双方和解了结。

过去１０年中，包括赛兹莫尔案在内的一些影响较大案例，逐步引发公众对“麻醉意识”现象关注。

卡萝尔·维赫莱尔曾在接受眼球摘除手术中出现“麻醉意识”情况，２００８年创立“麻醉意识运动”，为受这种情况困扰的人提供帮助。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首次发现“麻醉意识”现象后不久，一名南非研究者招募１０名要接受牙科手术的志愿者做一个实验。

在手术中，麻醉师假装发现患者情况危急：“等一下，病人脸色不对……嘴唇发紫，我得给他/她再输些氧气。”之后，麻醉师给病人上呼吸机，好像在抢救病人。过了一会儿，治疗团队长出一口气，似乎为救活病人欣慰。麻醉师说：“现在好些了，可以继续手术。”

研究者在这些志愿者接受手术一个月后对他们催眠，诱导他们回忆手术过程。一名女患者说，她听到手术室中说话声。

“谁说话？”研究者问。

“维尔容医生，”患者说，指麻醉师。“他说我脸色发灰，要给我输些氧气，又说现在好了，可以重新开始了，我感觉他弯腰凑近我。”

１０名志愿者中，４人准确记得麻醉师的话，４人记忆模糊，２人完全想不起来。８名保留记忆的志愿者回答研究者提问时显得焦虑，其中几人答话时说不下去，突然从催眠状态中醒来。他们醒来后对手术过程完全不记得，似乎恐惧和焦虑永远埋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

美国麻醉师学会２００７年承诺找出避免“麻醉意识”的解决办法，但也坦言实现承诺不容易。麻醉术应用于医疗已有１６７年历史，但麻醉师对麻醉药如何作用于大脑仍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