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对减轻手术患者痛楚功不可没，但可能给患者带来的心理伤害往往不为人所知。一些病人未等手术结束就恢复意识，而肢体在麻醉药作用下不能动弹，眼睛又被蒙住，无法示意医生自己已经醒来。这些病人往往受手术过程刺激，留下心理阴影。
现阶段对于麻醉药如何作用于大脑，如何判断患者是否清醒了解得不够，精确控制麻醉过程仍是难题。
坎贝尔的噩梦
琳达·坎贝尔不到４岁时阑尾炎发作，接受阑尾切除手术。
母亲注意到，坎贝尔出院后不久“有些不对劲”，变得脾气古怪。她乱丢食物，易怒，夜里睡不安稳，梦到“身体被切开的人、好多血、暴力”，不肯独处，只肯让最亲近的几个人靠近。
随着年岁增长，坎贝尔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不同常人之处，比如经常做噩梦，容易受惊。心理医生试图帮助坎贝尔找寻问题根源。在一次催眠治疗中，坎贝尔恍惚看到一个男人俯视她，感到极其恐惧。
２００６年秋一个下午，距离那次手术已有４０年，坎贝尔听麻醉师谈手术中病人对麻醉剂的反应，唤醒她对儿时接受手术的回忆。她想起手术室中一个男人正像是她在催眠状态下看到的那个男人，还想起手术中一度“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只剩下恐惧，感觉快要死去”。坎贝尔意识到，她在手术中途醒来，这正是她种种变化的根源。
坎贝尔的这种情况被医学界称为“手术中回忆”或“麻醉意识”。专家估计，美国每１０００名接受全身麻醉的患者中有一到两人会出现“麻醉意识”。患者中途醒来后，能听到医生闲谈，听到手术器材接触器官发出的窸窣声、抽血声，能感觉到手指动作，闻到灼烧肉体或毛发的气味。
不少出现“麻醉意识”的患者遭受长期心理困扰，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几率比上过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的美军士兵高５倍。
坎贝尔确认自己是“麻醉意识”的受害者后，在网上搜到不少与她遭遇类似的人。他们常做噩梦，害怕密闭空间，有些人甚至不能平躺，只能在椅子上入睡。他们感觉曾走到生死边缘。
赛兹莫尔的痛苦
在大多数“麻醉意识”案例中，患者苏醒，但没有多少疼痛感。牧师小舍曼·赛兹莫尔的经历却并非如此。
２００６年初，时年７３岁的赛兹莫尔因不明原因的腹痛而接受开腹手术。
按家人说法，赛兹莫尔在手术过程中清醒，自始至终感到疼痛，术后行为怪异，畏惧独处，感觉呼吸困难，声称有人想活埋他。他拒绝接近孙子孙女，失眠，或噩梦不断。２００６年２月２日，即术后两星期，他开枪自杀。他没有精神病史。
家人以手术给赛兹莫尔造成心理伤害为由把医院告上法庭。他们认为，医院怀疑赛兹莫尔说的手术中疼痛源于他的想象，让赛兹莫尔深受精神折磨。家人指控医院没有建议赛兹莫尔寻求心理辅导，也没有说明许多经历“麻醉意识”的患者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官司２００８年以双方和解了结。
过去１０年中，包括赛兹莫尔案在内的一些影响较大案例，逐步引发公众对“麻醉意识”现象关注。
卡萝尔·维赫莱尔曾在接受眼球摘除手术中出现“麻醉意识”情况，２００８年创立“麻醉意识运动”，为受这种情况困扰的人提供帮助。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首次发现“麻醉意识”现象后不久，一名南非研究者招募１０名要接受牙科手术的志愿者做一个实验。
在手术中，麻醉师假装发现患者情况危急：“等一下，病人脸色不对……嘴唇发紫，我得给他/她再输些氧气。”之后，麻醉师给病人上呼吸机，好像在抢救病人。过了一会儿，治疗团队长出一口气，似乎为救活病人欣慰。麻醉师说：“现在好些了，可以继续手术。”
研究者在这些志愿者接受手术一个月后对他们催眠，诱导他们回忆手术过程。一名女患者说，她听到手术室中说话声。
“谁说话？”研究者问。
“维尔容医生，”患者说，指麻醉师。“他说我脸色发灰，要给我输些氧气，又说现在好了，可以重新开始了，我感觉他弯腰凑近我。”
１０名志愿者中，４人准确记得麻醉师的话，４人记忆模糊，２人完全想不起来。８名保留记忆的志愿者回答研究者提问时显得焦虑，其中几人答话时说不下去，突然从催眠状态中醒来。他们醒来后对手术过程完全不记得，似乎恐惧和焦虑永远埋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
美国麻醉师学会２００７年承诺找出避免“麻醉意识”的解决办法，但也坦言实现承诺不容易。麻醉术应用于医疗已有１６７年历史，但麻醉师对麻醉药如何作用于大脑仍知之甚少。
夏蒙的“神器”
麻醉师对病人实施麻醉后必须仔细观察病人反应，监测一些重要身体指标，包括血压、心率、体温、排尿、动脉中氧气饱和度等。他们还观察肌肉、瞳孔、呼吸和肤色。
麻醉师知道，对麻醉药最根本的反应来自大脑。观察其他反应，而不是观察大脑反应来判断麻醉药的效力，就好比看一个人的面部表情来判断他是否生气，而不是直接问他“你生气了吗？”
麻醉师尚未找到观察大脑对麻醉药反应的好方法。
医生可以对大脑做计算机断层造影扫描（ＣＴ），可以给大脑拍磁共振图像（ＭＲＩ），但这两种技术都无法帮助医生判断大脑是否有意识。此外，这两种设备体积硕大，极少用在手术室。
脑电图仪个头小，可以用在手术室，但产生数据太多。在数字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前，脑电图仪每秒可打印３０厘米数据纸，三个小时手术就要打印出３２４米。即便现阶段这一技术已有所进步，医生仍无法在短时间对这种仪器产生的大量数据作出分析结果，至少不能作具体的或有深度的分析。
脑电图仪的不足之处明显，却给一名年轻人破解麻醉大脑之谜带来灵感。
１９８５年，时年２３岁的纳西卜·夏蒙作为电子工程学博士生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心电。当他从一名麻醉师那里得知脑电比心电更有趣，决定去观察一次脑电仪在手术中的应用。脑电仪当时是一种较先进的设备。
夏蒙看到的脑电仪还是那种老式机器，随着手术进展，不一会儿就“吐”出一堆纸。当麻醉师把麻醉药注射进病人体内，脑电仪的打印针疯狂移动，喷出的墨汁溅出纸面。
这个现象引起夏蒙注意。他反复琢磨怎样才能让医生和麻醉师更清楚地了解大脑活动。他放弃电子工程方面研究，开始持续２０多年的大脑研究。
夏蒙研制出一种鞋盒大小的蓝色机器，称它为ＢＩＳ监测器。这种机器能迅速分析脑电数据，判断患者清醒程度，以数字０至１００代表“昏迷”到“完全清醒”的程度。麻醉师把机器上的电极贴在患者前额，可看到机器显示的病人清醒指数。实施麻醉后，读数会逐渐变小，当减小到４０至６０，意味着病人失去意识，可实施手术。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１９９７年批准ＢＩＳ监测器的应用。夏蒙当年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称ＢＩＳ监测器是麻醉术的“圣杯”。
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２００４年刊登一篇研究报告，让人们对ＢＩＳ监测器更加推崇。报告说，这种装置可以把发生“麻醉意识”的几率降低８０％以上。
到２００７年７月，美国半数手术室安装ＢＩＳ监测器。到２０１０年，全球范围使用这种装置接近４０００万次。
未解之谜
但ＢＩＳ监测器也逐渐遭遇质疑。
２００４年，一名６０岁男患者在西雅图弗吉尼娅·梅森医疗中心接受胆囊摘除手术。
麻醉师迈克尔·马尔罗伊知道这名患者由于血压过低，依赖止痛片，出现“麻醉意识”的风险较高，因此特意在手术中使用ＢＩＳ监测器。
手术记录显示，在三小时手术中，病人的ＢＩＳ值一直处于３７和５１之间，表示病人处于失去意识状态。
马尔罗伊担心麻醉剂会加重病人低血压，所以注射的麻醉剂量相对低，但他相信ＢＩＳ监测器能提供有效帮助。
手术后，护士问病人疼不疼，病人回答“现在不疼，但是手术中疼，疼得难以想象”。他说，自己感觉“手术中被撕扯”，听见说话声。他想告诉医生自己的感觉，但是身体不听使唤。
马尔罗伊听到病人叙述大吃一惊，随后向病人道歉并安排病人接受心理辅导。
马尔罗伊把这个案例发表在２００５年出版的一期《麻醉与止痛》上，说自己上了ＢＩＳ监测器的当，如果不是监测器显示一切正常，他原本会多用一些麻醉剂。
２００８年，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研究员迈克尔·阿维丹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说，他对比近２０００名“麻醉意识”风险较高的接受手术者情况。其中９６７人接受手术时，麻醉师使用ＢＩＳ监测器；９７４人接受手术时，麻醉师凭病人呼出的麻醉气体量等指标判断病人是否有意识。
结果发现，两组病人发生“麻醉意识”的概率差不多。换句话说，ＢＩＳ监测器不比常规监测手段有效。
阿维丹后来比较更多病人情况，得出相同结论。
如今，ＢＩＳ监测器仍在使用，但备受争议。夏蒙１９８７年为研制ＢＩＳ监测器成立的生物技术企业股价暴跌，２００９年遭变卖。
这之后，夏蒙对研究防止“麻醉意识”心灰意冷。他相信ＢＩＳ监测能降低“麻醉意识”风险，但是承认“不能完全消除风险”。
相关链接：麻醉－－１８４０年以来三大医学进步之一
１８４６年１０月１６日，牙科医生威廉·托马斯·格林·莫顿在哈佛大学附属马萨诸塞综合医院首次公开演示乙醚在手术中的麻醉作用。
在这之前，手术是极少也是极为可怕的治疗手段。截肢是做的较多的手术。医生使用锯和刀截除病肢，用滚油或烧红的烙铁烧灼伤口。医生们尝试许多方法减少病人痛苦，如放血，用酒精、鸦片、冰，或者想法分散病人注意力。这些方法效果不佳，其中一些还相当危险。
２００７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请读者评选１８４０年以来最重要的医学进步，麻醉与抗生素和现代卫生入选前三名。（欧飒）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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