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行政审批改革勿为地方“截留”

新一届中央政府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着力令人瞩目。而厘清两者关系的重中之重，是解决行政审批改革这个“老大难”问题。

5月13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议上，“放权”成为关键词。从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其施政理念，首先要简政放权，“该放的权坚决放到位”；其次，要提高政府执行力，“该管的事必须管好”，并“把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的情况纳入部门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此前，在政府换届之后的两月里，国务院曾两次召开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事项。新总理更承诺，在任期内，也就是2018年前，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1/3以上；今后，政府一般不再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切实防止行政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

会议和决策紧锣密鼓，彰显本届中央政府对行政审批改革的用心。但必须看到，行政审批改革之所以被称为“老大难”，自有其深厚背景。在本届政府之前，从2001年到2012年，已先后进行了六次改革，分六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31个省（区、市）本级取消和调整了3.7万余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但是，民众和企业依然感觉办事难，审批多。

坦率而言，虽然并不新鲜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确抓住了转型关键期的要脉，但是当下民间期待的是更加实实在在、直面利益僵局的举措。诚如一些政治学者所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行政权力缺乏约束，制约了行政审批改革的效果。要真正减少行政审批，必须同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等。对于这些难点，不能回避。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央政府启动的行政审批改革，不能被地方“截留”。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以简政放权更好地发挥地方积极性：“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了，既管不了也管不好”，“不能什么事都到北京来批”；“要把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投资审批事项，以及量大面广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坚决下放给地方。”

但审批权力下放到地方之后，如何规避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则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尤其是近来宏观、微观经济环境堪忧，地方政府重现依靠政府投资刺激本地经济增长的冲动。比如，各地纷纷推出所谓“重大建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打破常规，特事特办。提高审批效率固然可喜，但不顾及长期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一味追求GDP增速的老路子，又有改头换面重新登场的可能。据某地印发的《加快推进全省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2013-2015年)》通知指出：2013-2015年该省将建设22个城市地铁项目，总投资4418亿元。类似的投资项目，近期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如果仅仅强调减少行政审批，而不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地方政府依然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制约改革的效果。

事实上，中央政府对这种风险也不可谓不清楚。这次国务院会议也特别强调，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务院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需放给市场和社会的，任何一级都不得截留。对下放给地方的项目，要做好承接、加强规范，把后续监管做到位，切实负起责任。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行政审批改革应当是全局性的规划，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协调一致、一以贯之，否则“按下葫芦起了瓢”，成效自然大打折扣。所以，面对已难绕开的利益格局，改革已难单兵突进，必须全面系统展开。

中朝纠纷必须走出“法律盲区”

特约评论员 孙兴杰

21日凌晨，被朝鲜方面扣押的“辽普渔25222”的渔船最终回到中国海域，而且，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朝方最终并未收到其所要的60万人民币“罚金”。

不过，据国内媒体援引美联社报道，据船主表示，扣押期间，身着朝鲜军服的枪手暴打了中国渔船的船长，还抽走了中国渔船的燃油。

这样如海盗大片的故事，这几年其实是不断发生在中国渔民身上，重复播出。去年5月8日，中国渔船遭朝鲜军方扣押，在中国外交部门的交涉之下，时隔13天，朝方才将中国渔民开释。两年之间，几乎同样的时间，出现了同样的“渔业事件”，同样是经过微博发酵，外交部门介入，最终使中国船员得以返国。5月17日，韩国海警在韩国专属经济区扣押一艘渔船，并准备以“妨碍公务罪”起诉该船。

渔业争端已经成为中国渔民面临的难题，相比之下，中朝渔业问题总是带有几分诡秘色彩。

据报道，朝方人员登船之后首先是破坏船上的导航定位系统，销毁航海记录，而这些记录是确定渔船是否越界的证据。显然，朝方人员不想通过举证来判决中国渔民是否违规。从朝方人员的“动作”而言，这并不像是执法行为，中国渔民在扣押之后还会受到虐待，毫无法律程序可言。此外，朝方要求的“罚金”并无确切的法律标准，而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最初要求船主缴纳120万元，后降至80万元，最终“定价”为60万元，如果船主不照做，就要扣留渔船。更奇怪的是“罚金”要缴纳给中国境内的个人或者公司，由第三方代理。这样的“罚金”更像绑架时索要的“赎金”。

仅丹东一地的渔船今年以来已经有三艘遭朝鲜扣押，船主缴纳高额“罚金”之后才得以平息。去年5月中国渔船被扣押的事件虽然引起中国国内舆情涌动，但是并没有改变中朝渔业风波频出的状况。朝鲜武装人员以“越界”为名扣押中国渔船的事件时有发生，而罚金却水涨船高，而中国渔民每次都坚持并未越界。

问题的关键在于，界线在哪里？时至今日，中朝海上边界并不明晰，渔民口耳相传的界线在东经123度59分或者东经124度，而中国渔船在东经123度53分被扣押，那么越界的是朝鲜舰艇而非中国渔民。中朝海上没有法律边界，只是传统边界，因此，“越界”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万金油理由。暴力而非法律就成为海上秩序的基础。

法律缺失的地方，潜规则就会盛行，秩序的形成就沿着电影《教父》中的逻辑展开。

由于中国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渔民活动范围扩大，在模棱两可的两国边界交汇海域进行作业，由此引起渔业争端。而要进入边界模糊的海域就可能冒相当的风险，而朝鲜武装人员也愿意收取“保护费”，通过中国境内的代理人，按照吨位、捕捞能力收取“帮艇费”。这样，中国渔民、朝鲜武装人员与代理人之间就依靠金钱、暴力建立起一套潜规则。朝鲜一方当然处于绝对主导权，因为他们手握暴力工具。这样的利益关系之中，法律规则是缺失的，缴纳罚金以息事宁人也被相关机构所认可。当中国船主将信息在微博上披露之后，还受到了责难。

中国船主在微博上向社会大众和外交部门求援，从而促使外交部门介入与交涉，最终促使朝鲜放人。两起渔业风波都是通过如此套路解决，由于缺少相应的沟通渠道与制度，这样的事件会迅速成为外交风波。而如果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争端可以通过“就事论事”的方式加以解决，防止事态升级。

中朝渔业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依靠法律途径，仅仅告诫渔民不要越界捕捞于事无补。在海上划界不能迅速完成的情况下，政府之间要建立渔业纠纷的解决机制，至少不能允许毁坏导航设备，消灭证据，任意开“罚单”等。重组之后的中国海洋局有义务维护中国海上利益，中国渔民当然也是海上执法部门的保护对象。如果存在朝方武装人员“越界”绑架行为，应该予以强硬回击。

正常的国家关系建立在协议、条约等法律文件之上，没有法律，就无所谓真相，而真相是判定是非的根本依据。用法律的威严化解潜规则的阴霾，给予中国渔民在边界以内从事生产的安全感。

顾兆农：“镉米”要在阳光下曝晒

日前，广州餐饮环节食品及相关产品抽检结果显示，44.44%的大米存在镉含量超标。这一消息，令人寝食难安。毕竟，大米是主食，对南方人而言，它甚至无可替代。

尽管有专家及时回应说，中国大米镉限量标准要严于国际标准。此次镉超标的大米，超的是国内标准，而与国际标准大体相持，公众不必恐慌。但毕竟，超标就是超标了！正因此，有一种强烈呼唤：请明确告诉我，我的口粮中镉污染状况！

消费者有权知道，自己消费的食品，安全程度究竟如何。这种“知情”，不仅在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必须将抽查情况及时公开，也包括，应在商品包装上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并且像药品说明书那样，对相关成分可能带来的毒副作用，一一告知。“民以食为天”的时代含义，不仅是要能填饱肚子，还要有利于健康。企业真实地告诉消费者其所产大米的镉含量等，是态度，也是义务。

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食”这个字，是由“人”和“良”组合而成的，为人们提供良性的产品，是企业的底线。由于“镉米”主要是由于土地重金属污染所致，从这个角度看，讲清楚“镉米”的前世今生，比稀里糊涂的信任，或者简单盲目的怀疑，都更加理性。作为大米加工企业，如实坦然地告诉消费者所生产的大米中的镉含量，虽然这可能是一个“污”点，但也说不定成为新的卖点。比如，消费者今后选择大米时，那些数据相对低的大米就可能更受青睐，产地与生产企业也能“质优者胜”。

对大米遭受镉污染这场“慢病”，需要持之以恒的“综合治理”。比如，加强对终端消费市场上大米等粮食的安全检查，对镉污染超标的情况如实告知公众；强制大米等粮食加工企业，向消费者公开所生产的每一个批次产品中的镉含量等。与此同时，还要对那些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进行惩治和打击。从更宽视野来看，更加注重人们的环保和安全诉求，控制重金属对土地的污染，为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解毒，都应该列入政府工作的目标。

总之，只有生产者有所敬畏，政府部门有所作为，才能够彻底纾解“镉米”焦虑，降低“镉米”危害。

(2013年5月22日 《人民日报》）

点评：乱世用重典，甚至要让违法者“倾家荡产、人头落地”！这是不久前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人士所作的表态。结果，话音犹在绕梁，镉米事发，国人主粮有毒，底线又被洞穿。

谈“底线”似乎已经成了笑话，这些年，似乎有太多底线被洞穿，有太多豪迈之语最后成了笑话。看看受害省份官员的捂捂盖盖，再看看涉事省份官员保护农业表态下的暧昧颟顸，还有，至今仍然是机密的中国土壤污染情况，镉米事件唯一的结果似乎只能是，神经已经绷得够紧的民众，又继续焦虑下去吧。

让生产者有所敬畏，让政府部门有所作为，纾解“镉米”焦虑，降低“镉米”危害，有关方面应拿出些具体举措，甚至真让一些人倾家荡产，人头落地，让镉米和其他相关问题都在阳光下曝晒，这些，既然大部制了，刚刚亮相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咱就别推，承担起这个责任吧。

官微有话说

农夫VS京华

在席卷珠江三角洲的“龙舟水”当中，阅读读者对时代周报上期报道的评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农夫山泉VS京华时报这次事件中，终于以农夫山泉退出北京市场结束。但是农夫山泉走了，相关的争议不会消失。针对时代周报推出的讨论媒体操守的《农夫山泉VS京华时报》评论专题，@米亚冈拉 主张说: 说出了媒体现状，委婉地批评了京华时报报道过度和报道对象应该是国家职能部门，也非一个企业。“对于农夫山泉来说，公众只关心水的质量好坏，有没有达到标准，是否对人体有害。麻烦农夫山泉的公关部门可以给民众一个清楚的答复，这样的行为远远比口水仗效果来得实在。”@胡乱先生没饭吃 则不关心上层建筑的争议，只以一个消费者的身份要求，我要喝合乎质量的水。

私立幼儿园转公办

和大家的工作环境一样，时代周报也有很多奶爸及准奶爸。小孩子的奶粉、教育等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聂日明为本报写的评论《私立幼儿园转公办—政府不能越过市场的界》，肯定会引起奶爸们的共鸣。一时间苦水滔天，@萧那个肖 哭诉：“想读个稍微好点的幼儿园，省下的义务教育学费全花在幼儿园学费上都不够。”@孙旭阳 指出：“大部分评论的前提都是幼儿必须去幼儿园，然而这个前提值得商榷，真正的问题恐怕是生活压力太大，妇幼福利缺位，导致亲子教育大部分移交给了幼儿园，幼儿园越来越低龄化和小学化，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后患无穷呀。”

天价招待费

国企的天价招待费是时代周报上期报道的重点，葛洲坝集团和中铁建都成为批判对象。相关文章自然也引发热议。@Henryhua 说:“挥霍无度，招待费其实就是关系费，吃饭玩乐次要，而构建利益关系网才是真正的目的，恶性循环的招待会。”@现代经营周南征 主张:崽卖娘田心不痛。全民皆股东的经营，需要制度的完善、监督的严格、经营活动的透明、经营管理者的自律，而这些在视制度为儿戏的当下，都远远不够。

有趣的是，有一部分网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理解”。@胖天使的红苹果 说:现在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普遍存在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的现状，建设单位作为“乙方”，举步维艰。@安徽路辉说:“业主、设计院、监理、主管部门，省、市、县、镇、村、大队，哪级领导来了不得好生伺候着？还有大大小小的媒体，来正当采访的，以曝光为名索取利息的，哪个不是要掏银子的？”看到这些评论，小编不禁感慨，没有黑心的人，只有黑心的体制啊。最有趣的是来自@QQQDZ :“还行吧……至少知道了市场价，mark之。” 喂喂喂，老兄，别太直白啦。

桥坚强

大雨一来，中国建筑工程的质量就需要考量了，恰逢之前有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坚强”热点，于是什么时期的建筑好，便成为大家关心的论题。青年学者魏迪英为本报撰文《“桥刚强”证明不了计划经济的强大》，自然引发了讨论。@拜占庭De夏天 称赞:“此文不错，抓社会上流行的错误认识之苗头很准，有前瞻性。这种错误认识还没形成普遍流行之势，就被作者抓住了这个苗头，快准（狠上差一点点）。” 反对的声音也是有的，@岁月荷莲说:“‘桥坚强’不能说是幸运，中国的桥梁建筑自古都有范例，像赵州桥，桥梁的建筑比较成熟了，因此才有了南京长江大桥。而万吨油轮沉没，说明当时技术不成熟，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应该分开论证，不能一概而论，还有人心也关乎质量。”不过，赵州桥是一座伟大的桥梁，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其和现代桥梁技术如南京长江大桥等有没有必然联系呢？这问题如同轰天雷和来复枪有没有联系呢？小编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