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梦想售卖机

据《二十一世纪商业评》报道，一首小情歌《我的歌声里》，被李代沫唱得红遍了大江南北。评审刘欢按键后转过椅子，看到李代沫有些粗犷的形象，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这是出现在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一幕。

这种背对着选手、只听声音的娱乐选秀节目的模式，让观众眼前一亮，并迅速蹿红。8月17日播出的第六集节目，收视率“破4”，达到4.062%，稳坐同一时间段收视第一宝座。其15秒一条的广告价格也一路升至50万元。

“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成为2012年夏天最火、传播最广的广告词。“中国好舌头”华少在节目中不停卖凉茶的片段让观众耳熟能详，虽然有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观众都记住了，华少是来卖凉茶的。

而当初浙江卫视副总监杜建议将“好声音”引入中国时，大多数人并不看好，过程也一波三折，“不就是转椅子嘛”，央视也转了，山东卫视的“天籁之声”也转了，国内已经有那么多山寨的节目，浙江卫视巨资引进原版，风险太大。在质疑声中，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拍了板。

杜看好这个节目的原因，是2010年浙江卫视自己研发的《非同凡响》和《中国好声音》的原版节目《The Voice》模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这档以“谁来领唱华语乐坛”为口号的音乐类节目没有海选，对选手设有门槛，而且有了双选的概念，老师与学员权力互换。杜说：“《The Voice》2010年9月底开播，《非同凡响》9月27日已经总决赛了，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这个节目，对盲选感觉很新鲜，其他很多地方的模式设置是一样的，当时觉得很兴奋，原来有国际同行和我们想到一起了，那年选秀鼻祖《美国偶像》第九季遭遇《The Voice》的美国版《美国之声》，收视率下滑非常厉害，大家都在反思，选秀是不是走进死胡同了。”

“《The Voice》2010年在荷兰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们最初录制的时候就请我去了现场。”IPCN公司CEO杨媛草说，“在荷兰看完录制的第一场节目之后，我就在想，在中国我们一直想做很多明星参与类的真人秀，但是我们明星端着的感觉其实很强的。而这个节目，我觉得它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逼着让明星没法端着。所以当时节目还没有卖到美国时，我就断言如果这个节目去到美国一定会火，而中国也需要这样的节目。”

2010年，正忙于制作《中国达人秀》的星空公司还未注意到这档节目，但当美国版《The Voice》火了之后，星空公司认为这是下一个增长点，开始接洽版权引进公司IPCN，想与其合作引进《The Voice》。与此同时，各国版《The Voice》都在横扫本国综艺节目市场，让杜坚定了将《The Voice》引进中国的信心。

对此，杨媛草左右为难，一边是已经预约的浙江卫视，一边是已经成功合作多次的老客户星空公司，最后杨媛草提出，不如你们合作吧。双方碰面谈成了今日“某种程度上共同投资、版权共用、共同制作、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形式。

在杜看来这不算是“制播分离”，因为单纯制播分离是播出平台跟制作方买片，中间制作过程播出平台完全不管，但是《中国好声音》从头到尾浙江卫视都在参与，无论节目策划、编排，还是节目宣传，以及政府、上级部门的报批，到节目制作过程当中找选手、制作、后期处理，整个一条线浙江卫视都有投入。在合作中，操盘还是浙江台整体操盘，用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的话说，“受表扬是我们，真要是出了什么乱子，打板子也是打到我们屁股上”。

杜评价自己的合作伙伴星空公司是“操作模式节目非常娴熟的团队”，在他看来不是所有的团队都能把引进的模式操作好，包括现阶段原创较多的浙江卫视。浙江卫视则从《我爱记歌词》和《非同凡响》中积累了不少的音乐类资源，在能力上双方有所互补。《中国好声音》的录像和制作一共涉及400多人，其中200多人来自星空公司，主要负责执行，而浙江卫视派出部分编导，并负责后期的制作、播出。

这是一种能够“打破天花板”的合作模式，在传统“制播分离”的模式下，制作方会量入为出，很难保证产品质量。当然“打破天花板”并非只是打破双方收入、收视率天花板，同时也是制作经费、人力和物力投入打破天花板。

这种合作方式也符合夏陈安的“大片战略”，一是要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二是舍得投入。在《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一共有四辆节目制作车，一辆音频车、一辆装设备的车、两辆转播车，“两辆转播车加起来是27个机位，很多保姆车，包括后期剪辑的设备也在车上，整个机房都被开出来了。”杜说道。

《中国好声音》从2010年最初购买版权开始酝酿了将近两年，前期制作花费了半年。和此前的《中国达人秀》一样，在制作《中国好声音》的过程中，IPCN和星空公司旗下的灿星制作希望最大程度上吸纳原版权的“节目宝典”。作为原版权方的“飞行制片人”，杨媛草和其团队会定期从伦敦到场指导，和灿星制作一起参与节目前期的策划和制定。力争吸收国外最先进的现场灯光舞美效果、流程和选拔模式，打造一台完美的《中国好声音》。

“反选秀”的内核

大片化制作娱乐节目的时代，每家电视台都必须用尽办法博人气，因为选秀的本质是一夜成名。而风靡一时的《我爱记歌词》却是一种反选秀的模式，它是一个草根的互动节目，比较平民，没有评委，什么样的人都能登上舞台，不需要唱得好，也不需要长得漂亮，记住歌词就行了。2008年，浙江卫视以自己研发的《我爱记歌词》作为发力点在全国做线上线下的推广，引发了一波K歌型节目的浪潮，光省级电视台就有20多家跟着做类似的节目。现在，《我爱记歌词》作为常规节目仍能保持不错的收视率。杜说，它的价值在于“我们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舞台”。

反观《中国好声音》，在杜看来，表面上看起来有一点像选秀，但精神内核同样是反选秀的。“在全国各地海选是选秀的一个标志，另一个标志是评委点评，但评委和选手之间没有什么关联。选秀的结果往往与选手的实力没有必然的联系，选秀成了各利益方的秀场。而《中国好声音》的选手是节目组在全国各地挖掘的，他们本身就有很高的水平，导师是要真实带着这些人做事情。”杜认为，这有点类似博士生导师挑选学生的过程展示，对节目进行了一些设置，让它变得好看，它跟选秀不是一个逻辑，所以广电总局批准在9：30以后播，而选秀节目要在10：00之后播。

走进夏陈安的办公室，迎面挂着一张党报，以整版的篇幅肯定了《中国好声音》与“正能量”之间的关系。夏陈安悠悠地吸着烟说：“美国大片对我触动最大，那些大片每次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但是看完以后特别敬佩，当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时，女士们优先逃生，绅士们继续拉着小提琴，它们传递了美国精神。中国大片总是缺点什么。”在夏陈安看来，中国电视节目同样流于浮躁，呈现低俗化、游戏化和过度娱乐化。

浙江卫视总编室副主任许继峰则认为，《中国好声音》之所以被追捧，不乏观众对电视浮躁、庸俗的不满积压数年使然，带有一定的报复性，“早几年出现这样的节目，肯定没有现在这么成功”。

夏陈安记得白岩松的一句话，“过去放电视机的位置都是古代人的神位，家里装修是先把电视机放好了，再安排沙发放哪里、床放哪里，电视机在老百姓心目中，仍很神圣”。 夏陈安“不想炒作，不想出丑，不想出位”，在同行泛娱乐的风潮中，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没有跟风，而是选择了向人文回归，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对选秀类节目的反思。

经营音乐

近几年随着选秀节目兴起之后，许多唱片公司更热衷于“选秀一过拎着钱箱去签人”，于是不找好歌了，不培养新人了，选秀出来的人至少有点人气，省了不少事。在陈伟看来，抛开版权因素不谈，这种市场短视，也是导致华语乐坛几年来低迷不振的原因之一。

就在陈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有电话询问是否能签约巡演。“国内现在应接不暇，第一站巡演放在澳门。”放下电话的陈伟拿着茶杯又坐回会客室的沙发，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两杯特大杯的外卖咖啡，还有浙江卫视的“总监及时嘉奖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