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三大“民生陷阱”搅动整个世界

2011年，整个世界被“三大运动”搅得天翻地覆。“欧债危机”使得长期作为民生发展标杆或样板的发达国家疲惫不堪；“占领华尔街”运动让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焦头烂额；“阿拉伯之春”叫中东、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动荡不安、生灵涂炭。“三大运动”的焦点，实则折射出整个世界在民生保障与改善中的弊端，形成了搅动世界的“三大民生陷阱”，即广大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现代化，忽视民生发展造成“民生缺失陷阱”；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陷阱”；金融资本主义贪得无厌、撕裂社会而造成的“贫富分化陷阱”。“阿拉伯之春”的蔓延警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民生，加强民生保障的制度建设，消除“民生缺失陷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发展，已凸显过度福利的发展模式并非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模式；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则证明金融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会带来贫富分化。

2012年，是古老玛雅历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全世界20多个国家大选改朝换代的一年……尽管人们并不相信地球会真的毁灭，“世界末日”会真的到来，但伊核危机的恐惧，欧债危机的担忧，“阿拉伯之春”的升温，非洲灾荒与动荡的持续，“占领华尔街”的蔓延，资源的逐渐枯竭，环境的日益恶化，气候的日益变暖，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这一个个现实的民生问题，仍然让世界焦躁不安。

“民生缺失陷阱”发酵“阿拉伯之春”

2011年对于中东来说，注定是动荡不安的一年，肇始于2010年末的突尼斯街头骚乱引发的动荡演变为覆盖整个北非西亚的“阿拉伯之春”。继突尼斯民众推翻本·阿里政权之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俘身亡，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也被逼至绝境，沙特、巴林、约旦、摩洛哥等王国也陷入政治动荡之中，整个中东呈现出地区性政权垮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系列事件的实质是亨廷顿所描述的“现代性获取的危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过度依靠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的话语，忽视保障民生的制度建设，因而落入“民生缺失陷阱”。

一个小贩何以引发“革命”

一切都得从突尼斯一个小贩的死亡说起。谁都不曾想到一个无名小贩的自焚会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一场“政治海啸”。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中南部省会城市西迪布吉德一名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只能靠摆摊为生的大学生穆罕默德·博阿齐齐在遭到城管粗暴执法后愤而自焚事件揭开了突尼斯大规模社会骚乱的序幕，并愈演愈烈。最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不得不宣布下台，终结了自己23年的强权统治，并于1月14号携全家仓皇逃往沙特，流落他乡。一时间，胜利以燎原之势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为了“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线。民众抗议示威运动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此外，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埃及。突尼斯民众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埃及民众，他们认为“突尼斯民众能行，我们也能行”。于是2011年1月25日埃及青年也走上街头，爆发了30年来最大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埃及大批民众在多个城市发动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其中尤以首都开罗和亚历山大最为激烈，据称有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此次抗议，他们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并提出解决通货膨胀、增加就业、终止紧急状态法、获得自由和尊严等要求。2011年2月11日，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中东最强有力的总统穆巴拉克在其执政30年后也黯然下台，其躺在铁笼中接受审判的惨状震撼世界。

2月15日，中东民众街头抗议活动蔓延至北非国家利比亚，在该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数百名示威者与警察和政府人员发生冲突，造成38人受伤。此后，卡扎菲政府武装对抗利比亚起义者，抗议活动升级演变成血腥冲突。3月19日，北约开始空袭利比亚，最终卡扎菲政权倒台，沙漠枭雄卡扎菲陈尸荒郊，其血肉模糊的惨状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自2011年2月16日起，也门的多个城市也相继爆发群众反政府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6月3号，动乱升级，位于首都萨那的总统府遭遇爆炸袭击，总统萨利赫及其他官员、军官受伤，第二天，总统携受伤的高官前往沙特阿拉伯疗伤。11月，萨利赫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委员会签署协议，同意移交权力。2012年2月27日，萨利赫正式向新任总统移交权力，结束34年执政生涯，成为走下神坛的第四位中东地区领导人。

一向社会稳定的叙利亚民众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也在3月中旬接踵而至，政府不得不于4月19号废除了长达48年的紧急状态法。接踵而来的是动乱不断，冲突加剧，叙利亚陷入内战的边缘，总统阿萨德前途未卜。

“我没打过他，我真的没有扇过他哪怕一巴掌。”在法庭上，女城管汉姆迪流着泪，一遍遍申诉着。她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首先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我生活在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社区，这里禁止女人打男人。其次，我当时很害怕，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最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判决汉姆迪无罪释放。逝者已逝，讨论汉姆迪有没有打过布瓦吉吉，已经没有意义，要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一个小贩的死会引发突尼斯民众的强烈愤慨和反政府运动，继而如潮水般席卷整个中东，引发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

现代化滋生威权政体

缪尔达尔指出“现代化”已经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的知识阶层精英分子的理想和国教，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是二战后期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其追求现代化的主要内容。20世纪60、70年代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正是对现代化追求的集中体现。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更是威权政治滋生的温床。因为长期遭受外来侵略的历史和民族自尊被剥夺的感受更容易导致人们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救世主的出现。从形式上看，主要阿拉伯国家虽大致分为共和制和君主制，但无论采取何种政体，该地区多数国家都是由领导人长期执政甚至终身任职，且多为个人专权或家族政治，并严格控制民众的政治参与生活，民主化程度普遍较低。在现在的22个阿拉伯国家中，君主制国家有8 个，占全世界君主国总数的1 /3，且都是君主拥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制或二元君主制。但不管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威权政治在阿拉伯世界都普遍存在，该地区的国家领导人或是君主大都总揽国家权力于一身，实行个人统治。突尼斯的本·阿里、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也门的萨利赫都相当于非世袭的君主，执政时间长达数十年，这与那些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或是十年左右的民主制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老人政治”现象在中东普遍存在。比如，突尼斯的本·阿里自1987年接任总统一职到被迫下台时已经用其铁腕统治了突尼斯23年；83岁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从其1981年上台到退出政治舞台也已在位30年；1978年上台的也门总统萨利赫也已掌权33年之久。他们不仅希望自己能够终身连任，而且还想安排自己的儿子继承他们的宝座，以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权家族化现象十分严重。

威权政治或是家族政治最大的副产品就是腐败。而今，政治腐败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在2011年11月30日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中指出，蔓延全球各地的抗议行动，很多是由腐败和经济危机引爆。在中东这次抗议浪潮中，推翻总统穆巴拉克而改朝换代的埃及排名第112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血腥镇压示威者而引发众怒的叙利亚居第129名，动荡不安的也门位居第164位，推翻政治强人卡扎菲独裁统治的利比亚为第168位。

民生关怀缺乏导致“阿拉伯之春”

威权政体的社会危害之一就是忽视民生发展与保障民生的制度建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名默默无闻的突尼斯小贩引发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海啸”绝非偶然，阿拉伯国家之所以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陷入如此动荡的局面，主要是因其内部积蓄已久的矛盾，这些发生街头暴乱的国家大多数面临着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失衡、民众失业、腐败盛行的问题。

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中东国家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加之又遭受发端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发展停滞，导致中东国家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联合国在一份阿拉伯国家发展报告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大大降低了中东地区的创造力，造成中东北非地区的失业人口高达500 万，失业率达14%，其中青年人的失业率更是接近25%。中东已成为世界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失业大军已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突尼斯民众游行示威中，他们最先提出的口号就是“反贫穷、反失业”。由于突尼斯国内资源有限，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和旅游业，欧盟是其出口的主要市场，作为突尼斯经济支柱产业的旅游业，每年产值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而外汇收入也占全国外汇总收入的19%。由此可见，旅游业在该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欧洲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滞缓，进口减少，外出旅游人员也大幅减少。因此，突尼斯的出口和旅游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导致经济发展更加困难，对劳工的需求远远满足不了劳工的供给，数百万人找不到工作。突尼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14%，而据英国媒体报道，突尼斯年轻人的失业率实际上达到了惊人的52%。

在中东国家，失业相当普遍，在青年人中尤其如此。近年来，中东国家呈现出过度城市化、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人口项目的统计，1980～2008 年的近30 年中，中东地区的青年人口总量增长迅速，其中2000～2008 年的增长率高达30%以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将这种青年人口激增现象称为“青年膨胀”（Youth Bulge）。然而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同期人均GDP 的增长仅维持在约3%的水平，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青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情况加剧了青年人的就业压力，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2010 年2 月7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9 年阿拉伯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指出，阿拉伯各国的广泛挑战来自已经步入成年的阿拉伯各国青年人。在阿拉伯世界，超过50%的人口年龄低于24 岁，这些国家必须在2020 年之前创造出5100 万份新工作，才能避免失业率的上升。阿拉伯国家青年（15—29 岁）比例约占总人口的30%，而青年失业率高达30—50%。因此在中东发生动荡的国家中，青年人是反抗、游行示威和革命的主角，其中突尼斯近三分之一参与抗议的青年是为了表达对就业难的不满。据悉，每年突尼斯毕业大学生就有8万人，但却只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却连最基本养活自己的权利都得不到，对生活的无助无疑会加剧他们对政府的愤慨和仇恨，继而在博阿齐齐自燃事件的冲击下，街头示威抗议成为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并像流行病一样迅速蔓延至境遇相同的周边国家，中东地区的二三十岁年轻失业者是从突尼斯迅速扩散到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地的反政府示威的主要势力。15—29 岁的青年在中东各国总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25%，其失业率也高居两位数。

在埃及，根据政府人口委员会2009年统计, 30 岁以下的青年人占埃及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90%没有稳定的工作。2011年2月24号《金融时报》中文网刊载马丁·沃尔夫的评论指出：2011年，埃及将有一半人口不到25岁；36%的人口将在15至3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最低目标是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因此，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影响部分中东北非国家社会安定的最大问题之一。

物价上涨

中东、北非国家大都属于资源性国家，该地区是目前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地区，许多国家依赖其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通过石油出口和石油加工获得巨额财富，因此产业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很高，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也较脆弱。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各地蔓延，其影响力也进一步深入到更多的国家，中东大多数国家也难逃这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出口和国外投资大幅减少。那些石油受惠国，像埃及、叙利亚等，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需求锐减，石油输出相应减少，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人们的收入也随之减少。

屋漏偏逢连阴雨，经济滞缓，国民收入减少的同时，中东近年来基本消费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更是使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民生凋敝。中东阿拉伯国家大部分处于干旱地区，农业不发达，粮食不能实现自给，大都需要进口农产品。2010 年以来, 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世界性通货膨胀，世界粮食价格一路飙升，引发粮食危机。至2011年1月，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再创新高，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1月份粮价指数为230.7，连续7个月走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突尼斯国家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高达50%，受2010 年恶劣天气的影响，突尼斯粮食歉收，产量骤减50%，加之，近期世界粮价冲高，突尼斯食物价格自2010 年中期开始持续上涨，而政府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得不缩减财政支出计划，贫困人口所获补助有所减少，更加深了他们的生活窘况，最终民众为了粮食，为了生存，终于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因此有评论直呼其为“粮食暴动”。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均因物价上涨引发社会骚乱。近年来，埃及的通货膨胀率却高达10% 以上，一度还飙升至20%，2009 年埃及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超过18%。因此，对于中东的贫苦民众来说，生活必需品价格，尤其是粮价的暴涨，势必会增加他们的生活压力，威胁到他们的生计，进而引起了他们的不安和恐慌，也加剧了他们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情绪，对政府的认可度不断下降。

贫富差距扩大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国家还普遍存在财富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少数利益集团垄断包括石油在内的国家资源，暴敛财富，而底层民众的收入却微乎其微，国家巨额收入进入掌权者及其家族手里而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惠及千万家百姓，导致国富民穷，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富人拥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穷人却越来越穷。即使像“人均收入为世界上最高国家之一”的沙特阿拉伯，其占人口总数1/4 的农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据统计，占埃及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占有社会财富的55%，他们或从政，或经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另外占人口20%的中产阶层，占有27%的社会财富；余下的占人口60%的低收入和贫困阶层，只拥有社会财富的18%。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引发了社会底层人民的不满，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一些民众希望变革给国家带来新的变化，改善经济状况。

此外，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贫困率也居高不下，阿拉伯世界1/3、埃及近1/2 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统计，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贫困率在28.6%—30%之间，埃及的贫困率为41%、也门的贫困率更是高达59.9%。例如在埃及，40%的百姓每天生活开支不到2 美元，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高物价、高失业与低收入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的基本生计难以得到保障，这为社会的动荡不安埋下了种子。

“阿拉伯之春”使人民逼近生存底线

由于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中东及北非地区的一些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经济、社会和安全都遭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对百姓日常生活产生很大了影响。

经济状况堪忧

动荡不安的局势使中东地区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家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创伤。

自2010年年底以来，局势不安的埃及局势已经给该国制造业、建筑业和旅游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比如，作为埃及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因国内社会动荡、治安混乱而使国外游客望而却步，境外游客数量大减。去年，埃及旅游收入高达12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11.3%，而今年该国旅游收入预计将不足100亿美元，比去年减少25亿美元以上。持续蔓延的动乱局势严重制约着埃及经济发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埃及经济增长速度由去年较大增幅的5.1%急剧跌落至今年的1.2%。埃及经济增长幅度在动乱中大大放慢。率先点燃革命战火的突尼斯也遭受了沉重打击。据初步估算，突尼斯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第纳尔（约合21.4亿美元），全国40%的企业停工减产，其旅游业同样因其不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蒙受重创，仅外国游客就锐减了三分之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突尼斯去年经济增速为3.1%，预测今年增速为零。

这场起因于物价和失业率“双高”的地区动荡反而进一步推动了物价和失业率的上升。据悉，埃及在2011年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到11.5%，创12个月来的新高，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了20.5%。在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的同时，埃及国内的失业状况也变得更糟。据官方数据显示，埃及3月份的旅游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60%，全年旅游业收入将同比下降25%。旅游业一直以来都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在推动埃及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仅旅游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就约占全国就业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旅游业的衰退无疑使其经济和就业状况雪上加霜。据统计，埃及实际失业率在15%至20%之间。

此外，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约旦等其他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因国内动乱不息的局势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经济发展不容乐观。比如，约旦2011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2.6%，同比2010年第三季度下降0.9%。约旦经济增长率滞缓的原因同样主要源于国内动乱对约旦经济及旅游业造成的重创。

社会治安混乱

中东动荡在许多国家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游行示威等事件频发，这场以改善民生、民权、追求社会公平和结束威权统治为主旋律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其预想的结果，人们想要的安宁生活并没有出现，人们由“阿拉伯之春”逐渐进入“阿拉伯之冬”。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埃及陷入了政治与社会转型的诸多困扰中，旧有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成型，原有矛盾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如家常便饭，打砸抢烧、袭警越狱事件频频发生，宗教冲突不断升温，这些不安定因素严重威胁着埃及的社会治安。据外媒报道，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就至少发生了五起越狱事件，革命以来共24000名犯人越狱，其中8400仍在逃，6600件从政府军火库里盗走的武器流散各地。

2011年1月上旬，阿尔及利亚一些地区不法分子趁火打劫，破坏和抢劫商店，烧毁车辆。暴力活动造成至少3人死亡，约800人受伤，给商业机构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仅首都所在的阿尔及尔省商业机构损失就接近1300万美元。

卡扎菲死后，进入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如何进展一直迷雾化，国际社会担心利比亚会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局势难以恢复稳定，内战不断加剧引起的混乱甚至可能会导致利比亚走向“索马里化”的危险，使普通百姓处于终日不安的惶恐之中，白天甚至都不敢出行。

当前，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动荡仍未停止，该地区的未来仍然扑朔迷离。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社会秩序的混乱，使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加困难，人身安全也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民众要求稳定、和平、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突尼斯九成以上民众渴望尽快恢复正常和稳定的生活。

欧洲债务危机凸显“高福利陷阱”

2009年，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拉开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序幕。虽然其它欧盟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注资救助，但希腊债务危机之火并未熄灭，反而不断向其他国家蔓延，对欧洲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也大大增加了世界经济的动荡性。世界都在反思欧债危机的成因，而“高福利陷阱”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透过民生视角来看，超越民生发展的高福利，最终将使民生问题更加突出。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保障与改善民生的解决方案启示意义很大。

欧债危机多米诺

2008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风暴，使全球经济下行、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经过全力救助，全球经济在2009年渐渐呈现复苏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2009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预测2010年全球产出增量将恢复至3.9％。然而，自2009年下半年起，欧洲债务危机相继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爆发。

2009年10月20日，新上任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前任希腊总理向欧盟委员会谎报了统计数据，原公布的2009年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应由3.7％上调为12.5％，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调为113％，均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与60％。此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穆迪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市场投资者争相抛售希腊国债，致使希腊国债收益率和信用违约掉期一路攀升，国债相对欧洲基准利率、德国国债利率的溢价升至3.7％。2010年4月23日，希腊政府正式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经过磋商，欧盟与希腊达成总额为1100亿欧元的贷款援助，随后欧盟又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台了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经过欧盟与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希腊得到流动性援助和短暂喘息，市场情绪逐渐趋稳，危机得到缓解。2011年7月，惠誉将希腊长期外币和本币债券发行方的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CCC，标准普尔也将希腊长期评级由“B”调整为“CCC”，并表示希腊目前的救助措施是以新债还旧债，可能致使希腊选择性违约。市场上充斥着关于希腊将会违约的各种流言，第三轮欧债危机全面爆发。2011年11月，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被迫辞职，帕帕季莫斯继任。

2010年底，爱尔兰财政总长宣布税收低于预期，与此同时，爱尔兰五大银行因房地产泡沫破灭陷入濒临破产的险境，政府不得不匆忙融资进行救助，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使得爱尔兰年度财政赤字增至32％。金融市场恐慌情绪重现，高债务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至9％，为欧元区成立以来最高值。爱尔兰融资成本剧增，而政府对此却已无能力。11月21日，爱尔兰请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引发了欧债危机第二轮高潮。

在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后，爱尔兰财政危机暂时“风平浪静”，而一起“暴风骤雨”却向葡萄牙袭来。2011年3月21日，长期财政赤字运转的葡萄牙政府向议会提交的财政紧缩措施被否决，直接导致了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主动辞职，使得葡萄牙在6月5日大选前将面临两个月的无政府状态。次日，惠誉将葡萄牙主权债务由“A＋”下调至“A－”，前景展望为“负面”，并宣布“如果没有及时、可信且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联盟统一的经济和财政支持方案，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可能进一步遭下调，且下调幅度可能超过一个等级”。随后，标准普尔连续第二周下调葡萄牙评级至“BBB－”。4月6日，葡萄牙向欧盟申请紧急资金援助。

2011年下半年开始，欧债危机蔓延至欧元区核心国之一——意大利。9月20日，标准普尔将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长期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A”，前景展望调为“负面”，并称意大利经济增长前景趋弱，意大利国家改革计划中的举措以及实施时间表可能对促进该国经济没有什么作用，意大利政府节约600亿欧元的计划可能无法实现。

此后，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飙升至历史最高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规模在2010年高达2.187万亿欧元，一旦危机爆发，可能“大到无法救”。同时，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国债收益率也上升至警戒线7％左右。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将是未来几年内欧盟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欧债危机的恶化和蔓延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正在逐渐向其他欧元区国家蔓延、侵蚀。与美国次贷危机一样，欧债危机已经向银行业渗透，并通过银行业迅速向债务相关国家逼近。法国、比利时合资的德克夏银行因资金链断裂倒下，意大利16家银行被穆迪公司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法国兴业银行和农业贷款银行信用评级遭下调，投资者已在考虑银行破产的可能性。银行业动荡严重威胁了所在国家金融市场秩序，德国、法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逼近7％的警戒线，融资成本增加，股票、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也出现较大波动。

欧债危机是一系列长期性、制度性缺陷以及外界客观冲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欧盟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统一，救助措施不及时、不到位等。然而，透过民生视角，研究发现欧洲国家普遍推行的高福利分配模式和高标准社会保障体系，对长期国家财政赤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换句话说，希腊等国之所以会由于财政负担过重而深陷债务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过高的福利政策和老龄化问题。

高福利超越经济增长承受能力

希腊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大幅提高了本国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首先，希腊、葡萄牙等国家在工资、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看齐。从2000年到2007年，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四国的工资上涨幅度分别为29.4％、27.8％、22.6％和26.8％，而同期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微降了1.6％。高标准失业救济高福利使得希腊人不愿意出去工作，而宁愿在家里等待政府补助。

其次，为保障福利开支，不断增发债券向金融市场融资，并催生了超前消费。各国建立了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等各类社会福利制度，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希腊、葡萄牙等国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普遍达20％以上。另外，近十年来，欧元区外围国家消费急剧增长，消费需求增速远大于实体经济增速，助长了希腊、葡萄牙的消费增长泡沫和爱尔兰、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

再者，遭受债务危机国家实行的养老金制度缺陷导致欧元区国家社会保障开支庞大。欧洲主要福利国家养老金替代率平均水平高于60％，成为欧洲福利国家共同面临的财政风险。根据数据可知，危机发生国的平均公共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其中希腊养老金实际替代率达到95.7％。

此外，欧洲国家普遍实行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度，即缴费人所缴纳费用并未积蓄，而是立即用于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缴费人年老后的养老金又通过政府向下一代年轻人收费来解决，此举极大增加了养老保障体系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

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阶段，大部分国家都采用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这使得本来就债台高筑的希腊等国雪上加霜。其中希腊在2009年财政赤字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高达13.6%，公共债务高达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24.9%。

受金融风暴后续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以航空业和旅游业立国的希腊连续几年经济疲软，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仅为1％左右，再无力偿还此前的巨额债务以及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的借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暴露。

老龄化加剧福利支出刚性

20世纪80年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结构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意大利和德国老龄化率达到20％，希腊、葡萄牙、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也都超过16％。2010年，欧洲老年人口赡养率（65岁及以上占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率）高达23.7%，是全球最高的地区，这意味着在欧洲，每2—3个劳动者就要供养一个老人。老龄化率较高、赡养率较高是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危机国的共同难题。

老龄化趋势增加了欧洲国家的“老龄化成本”。广义上的老龄化成本指人口老化将导致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公共支出增加，狭义上指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护照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保险支出5个福利项目，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养老金支出和医疗保障支出等福利支出方面。例如，欧洲国家1980年的公共社会支出占经济总量的15.6％，到2007年提高至19.2％，平均每10年提高1个百分点；在比利时、丹麦、英国、希腊、瑞典、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等13个福利国家，1980年的平均社会支出占经济总量的19.4％，至2007年提高到23.8％，同样是平均每10年增加1个百分点。其中，欧盟国家在2005年和2007年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占总社会保障支出平均比重分别为33.7％和33.5％，在希腊，仅此一项支出就接近总社会保障开支的一半，占比为52.4％和47.0％，在意大利分别为46.3％和47.2％。

正是政府在高福利制度与老龄化问题的“纠缠”之下，财政赤字节节攀升，为主权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性诱因。

欧债危机加剧民生困境

危机事件之前，虽然质疑欧洲高福利国家发展模式的声音已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为其他国家人民所向往，成为了许多国家保障与改善民生的标杆。如今，危机国家失业率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受到影响。希腊面临变卖国资抵债，甚至退出欧元区或者信用违约的艰难地步；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四国的形势不容乐观，就连德法等欧元区内第一、二大经济体能否有效降低危机影响都难以定论。

失业率高企

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欧元区多数国家为削减财政赤字、降低债务总额从而缩紧财政开支，加上市场投资信心被打击，失业率普遍上升。

欧盟统计局于2011年10月公布，欧盟近一半成员国失业人口上升，整体失业率为9.7％，欧元区17国失业率达10.2％，15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升至21.2%。其中，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失业率高企，分别为17.6％、14.2％和12.5％。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因房地产业受冲击，导致相关行业萎缩，失业率高达22.6%，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最。

而且福利国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较多限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最长工时、福利标准、遣散条件等硬性标准，严重阻碍了企业采取削减工资、增加工时等方式应对危机，扭曲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2011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劳工成本较去年同期上涨3.6％。欧洲在失业率上升时期，劳动力工资也在攀升，即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力实际工资依然在上升，从而进一步深化了经济乏力和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

物价上涨

由于危机迅速蔓延至欧元区核心国，欧盟已无资金实施有效救助。为缓解危局，欧盟只能通过降低基准利率刺激投资，同时向危机国放贷和在二级市场购买债券赢取喘息时间。2011年，新任欧洲央行总裁Draghi宣布增加货币流动性，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欧元区标准利率从1.5％降至1.25％，同时在二级市场大肆购入危机国家债券，从而导致欧元市场货币总量上升。此举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同年10月，欧元区通货膨胀率上涨至3％。虽然采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能够减轻债务压力，却会给欧洲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困扰，民生处境困难。

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续

经危机事件，部分欧洲国家已难维持危机前的福利水平，并为这些高福利国家敲响了警钟，迫使其将调整社会保障体系、合理化福利制度提上改革日程。实际上，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每次经济危机都为高福利国家提供了一个改革的动力和良机，而且目前人们已经更加认真反思因非理性福利制度所付出昂贵代价，并在探析高福利国家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步伐。未来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调整和发展，不仅关系到欧洲人民切身利益，也将牵动世界民生前进的方向。

“占领华尔街”运动折射“贫富分化陷阱”

2011年7月中旬，总部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非营利杂志《广告克星》（Adbusters）出版了新的一期。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该期杂志上刊登了一张海报，海报上一名年轻的女芭蕾舞舞者在象征华尔街的铜牛上翩翩起舞，远方一些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正不断逼近。这张海报呼吁人们“占领华尔街，从9月17日开始，带上帐篷”。同时，《广告克星》在自己的网站上发文，号召人们“转变革命策略”，汇集成千上万的人到曼哈顿，“架起帐篷，厨房，以及和平的路障，把华尔街占领上几个月。”

这个倡议得到了“匿名者”等多个组织的积极响应。2011年9月17日，近千名示威者进入纽约华尔街示威，有人甚至带了帐篷，警方一度围起华尔街阻止示威者进入。由于警方的阻止，示威者转战离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示威者在公园里安营扎寨，并声称要一直“占领”下去。祖科蒂公园自此成为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

“占领华尔街”爆发后，范围和影响力迅速扩大。仅仅在半个月后，在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丹佛等多个美国城市出现了类似“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集会运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占领华尔街”运动已发展成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占领”运动，蔓延至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各地。至10月24日，全球范围内已有八十多个国家，近千座城市上演类似“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人们通过游行和占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此外，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得到了许多名人的支持。如著名导演麦可·摩尔、奥斯卡影后苏珊·莎兰登以及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名人都到对“占领华尔街”运动表示支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力，并引起各界的更大关注。

“金融大佬们”的贪婪和无耻

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们，一直享受着高额的红利。雷曼兄弟公司CEO福尔德2001年的薪酬高达9100万美元，2007年的年薪达7000万美元，但他的经营绩效却是让公司倒闭。华尔街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在大多数金融机构面临崩溃并寻求纳税人救助的关键时刻，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却仍然非常不负责任地高额分红，2008年达184亿美元，2010年近200亿美元。美国劳联－产联预计，华尔街准备派发的红包高达1500亿美元。如此贪婪分钱，美国民众自然十分不满，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 “可耻行为”。2011年9月17日，以抗议华尔街的贪婪、美国的高失业率及社会分配不均为主要内容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在纽约爆发，随后扩散到美国其他地区，“占领芝加哥”、“占领洛杉矶”等示威活动陆续展开，并蔓延到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丹佛等美国50多个大城市。抗议者们将矛头直指华尔街上的大金融机构，并指责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造成了大多数人的困境。 “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高举写着“羞耻”和“贪婪”、“我们都是99%，无法再容忍1%的贪婪和腐败”、“还我们的税收”、“我们要工作”的标语，反对华尔街的贪婪、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认为美国１％最富有的人群掌握着社会财富的40％，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遭受金融灾难伤害的美国股民菲利普大声说：“华尔街是世界上最黑的地方！”连美国议员都质问说：“你的公司破产了，国家处在危机之中，而你却得到4.8亿美元，这公平吗？”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同情，并于2011年4月29日29日严厉谴责华尔街的贪婪行为，提出要严厉打击华尔街的“不顾后果的贪婪和冒险行为”，以恢复市场信心。

“占领华尔街”背后的美国民生困境

9月17日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后，许多美国城市就纷纷响应，掀起了一股“占领”运动，不久“占领”运动进一步蔓延到了欧洲、亚洲、南美洲、非洲等多个洲的近1000座城市。“占领华尔街”运动能够以星星之火，成就燎原之势，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并折射出美国面临的民生问题。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一直不景气，普通民众的生活，尤其是大量失业者的生活，每况日下。美国民众遭受着失业、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的困扰。正是现实中民生问题促使人们以“占领华尔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经济疲软，失业率高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持续疲软，失业率高居不下。奥巴马当政时增加就业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其经济政策有取得明显成效。很多人已经对现实产生了强烈不满。而且，在失业者中，青年人或社会的底层人及中产阶级占了很大部分。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

根据美国劳工部（USLD）数据，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很高，2010年纽约的贫困率上升至15.1%，8月份纽约州裁员2.2万人。2011年9月，美国非农业部门登记失业率达9.1%，年轻人失业率达20%。相当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背负学费贷款，因找不到工作而无法还贷，致使生活陷入困顿。由于失业率和贫困人口的增加，人们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因此就通过诉诸“占领运动”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经济疲软、失业率高是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根本原因。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3日的数据，美国的贫困率上升到了15.1%，有4620万人沦为穷人，这一数字创下了52年来之最。

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失业意味着贫困。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不得不在“吃面包与看牙医”之间进行选择。同时，失业也给人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侵蚀着失业者的自尊自信。占领华尔街的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尊严，表达自己的不满。

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增加

近几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示威者打出 “我们是99%”的标语则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2011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仍在9.1%的高位，4400万20至34岁的美国劳动人口中，失业率达到11.3%。此外，美国9月份的最新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人口数量已经增加到了4620万人，超过了美国人口的15%；20—24岁年轻人失业率达到14.8%。

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梅森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大概占全国的20%，并掌握了全国财富的1/3，超过了美国底层9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主席乌克认为：“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有效组织了华尔街大规模破产，却未能让普通美国人受益，美国社会正在分化。” 市场经济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是正常的。但是，过大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分配不公的体现，很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一方面，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是由于不合理的税收机制。在美国，富人的税率很低，巴菲特的税率甚至低于其员工的税率。另一方面，美国金融业发展过渡，不但挤压了实体经济的空间，而且给美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主要价值在于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保持经济稳定和安全，而不是生产财富。

政治被金钱绑架，社会不公严重

美国民众普遍认为，政府被金钱绑架了，从而产生了许多社会不公正现象。其中，美国美国政府在处理此次金融危机时，给华尔街金融企业以巨资帮助，却置民众的利益于不顾就是一个例子。从现实中看，财富的分配不公是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种分配不公又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2011年5月，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写了一篇题目为“1%有，1%治，1%享”的文章，他指出，美国财富分配不平等是当前美国社会不公的深层次原因，金融大财团通过买通政客改变规则获得了巨大利益，而人民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失，美国的大多数政治家都是位最富有的阶层的利益服务的。斯蒂格利茨对美国现状的批判揭露了现实的黑暗，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及其危机

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人们对现实产生一些不满本是情理之中。但是，为什么要将这次运动的矛头指向华尔街，为什么要史无前例地长期地“占领华尔街”？其实，“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反映了是美国经济的持续衰退以及人民对政府和华尔街产生强烈不满。在占领华尔街的官网上，组织者称这是“一场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没有领导者的反抗运动。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们是99%的大多数，我们不能再容忍那1%的贪婪和腐败。”华尔街的“占领者”将华尔街当作占领目标，体现出了他们对美国当前“金融机构”的贪婪腐败以及金钱政治的愤怒与痛恨。正是由于金融资本主义，即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和富人的所作所为破坏了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了强烈的社会不公，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才会出现，并迅速蔓延。

金融业绑架实体经济

在美国，由于金融业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超大型的金融机构，如摩根、高盛等，进而形成了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金融机构越来越剑走偏锋，不是致力于资本的优化配置，而是不断通过金融创新，加速资本流动，从而获得大量利润。由于金融业带来虚拟经济的不断扩展，挤压了美国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美国的实体经济创造的GDP比重由1950年的62%降到2011的34%，而金融业的比重却从11%提高到了20.7%。

华尔街绑架政府

在美国，金钱的力量是强大的。金钱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发挥着巨大且有害的作用。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一是游说。从1988年到2008年，华尔街共花费34亿美元进行游说。而2010年离开国会的120名议员中有近1/3的人从事游说业。其二是政治献金，即富人和利益集团对政治人物的捐助。自1998年到2008年，华尔街共捐出了17亿美元的政治献金。由于金钱对政治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社会不公。

另一方面，由于一些金融机构，如AIG、花旗、高盛等，发展迅速，规模庞大，以至于“大到不能倒”。这些机构在遭遇金融危机时得到了政府的大量救助，却在经济低迷，许多人生活状况堪忧的时候大肆分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我们的金融市场分配不当并产生风险，而我们却要承受其劣迹的成本。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银行所做的事情之一是通过掠夺性贷款抢劫穷人。经济危机时纳税人帮助银行摆脱困境，他们理应随后恢复银行贷款，然而他们却恢复的是自己的奖金。”由于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纵容这些机构的作为。

占领华尔街运动凸显出了美国当前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困人口增多、收入差距过大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展现出了民众的强大力量，而且给了我们倾听民众的诉求的机会。同时，更是让美国，甚至整个世界，思索和探求正确发展模式的机会。关注就业与贫困、防止两极分化以及正确定位金融业正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地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